書記“一把手”,統領一切的寄生蟲!

作者:文見歧

很多年以前,在鄉鎮擔任“一把手”,縣委書記指導我們人大換屆選舉工作的時候,我把“選舉辦法”遞給書記看。書記接過“選舉辦法”以後,馬上拿起自己的筆,刪除了“選舉辦法”的三分之一。我說書記啊,這個是法律的規定,我們也敢刪?書記說,我刪了又怎麼樣呢?我說不怕有人告狀嗎?書記說,誰敢告狀?告到縣紀委,紀委聽誰的?告到縣法院、縣檢察院、縣人大,那麼這些機構是誰領導的?書記的一席話,警醒了夢中人!中共是書記治國,當官當到縣委書記一級,基本就是一方皇帝,沒人能管了。

中共的黨書記,都是一些無法無天失控的魔獸,那個亂拉二胡的何修禮可不是個案,這是普遍現象,還有更極端的,殺人放火無惡不作(強拆的同義詞),中國有幾十萬個這種失控的魔獸。馬列痞子得勢,就是專制復辟,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說,中國的問題不是一個皇帝的問題,而是有一窩皇帝的問題.古代是皇帝一個人的權力凌駕於法律之上,而現在是一窩人的權力凌駕於法律之上。做官做到縣委書記一級,基本上就沒人管了,就無法無天了,它們比縣長還牛,基本上執掌一個縣生殺大權了。

原廣東省委書記、深圳市第一任市委書記吳南生,96歲臨死說過一句話:“這個體制,鬼都會腐敗”!

普通人奮鬥十幾年都爬不到的位置,女人只要用生殖器給官員享受幾分鐘就可完成,上面報導利用“生殖器”成為“升職器”的售樓員小姐和蔣書記(江蘇省鎮江市委原常委、副市長,沭陽縣委原書記蔣建明)睡過後變為副局長的新聞還不算稀奇,因為售樓小姐在社會上也算是一份比較體面的工作,據媒體報導的落馬貪官中有把髮廊小姐.把洗腳妹.把賣婬女提拔為官員的現像比比皆是。

中共現行的書記統領一切、統管一切,採用的還是原蘇聯模塊。其實,在蘇共十一大以前(十一大斯大林被推為總書記)書記與總書記都不是權力的象徵,它只幹些黨內的繁瑣事務。所以,有宏大氣魄的黨內政治家都不願當書記。列寧就沒有任過總書記。一八七二年馬克思、恩格斯發表的《所謂國際(按:即共產國際)內部的分裂──國際總委員會內部通告》,後面簽名的有三十幾位委員,十三名書記。其中馬克思是俄國和德國的書記,恩格斯是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書記。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P7-35)不過,這時的書記與權力還不沾邊,它只不過是黨內的(國際內的)“寫手”,故而名之為“通訊書記”。

蘇共十一大後,斯大林一身三兼:政治局委員、組織局委員、總書記。由於從一九二二年起書記處推行由上而下的任命幹部做法,進一步培養起了一個層層對上負責的金字塔系統。書記也就登上了金字塔的頂峰,總書記更是頂峰之上的頂峰。全黨全國總書記一人說了算。 (見李忠傑《蘇聯十大歷史公案》P26-27)赫魯曉夫就坦言,他當年任彼得羅沃──馬林斯克縣的黨委書記時,“事無鉅細,樣樣都管”,發過“包羅萬象的各種原則性指導”(《赫魯曉夫回憶錄》第一卷P7-8)。鑑於此,不得不問書記是什麼樣的全才,什麼樣的百科全書式的人物?不是,這只是製度的弊端,制度賦予了他無邊的權力。 “觀今宜見古”,看今日中國就知道過去的蘇聯。
中國的書記制就因襲蘇聯而來。中國的書記從中央、省、市、縣、鄉、村包攬了一切權力,涵蓋了科技、文衛、金融、教育、交通運輸,各行各業。甚而沒有多少文化斤的書記也堂而皇之地進入高等學府,取代了“教授治校”而由黨委治起校來。這樣的高校水平就可想而知了。至於在全國諸多領域那弊端也就不言自明。下級只對上級負責,因為這是關係著升遷之道,“執政為民”早已拋到九霄之外了。

中共已經進入了九五高齡,他給中國人一代一代的“溫馨提示”就是黨管思想(特別是一九四九年建國以後)。黨指向哪兒我們就沖向哪兒、黨叫幹啥就乾啥。一句話:一生交給黨安排,因為我們習慣了。正如馬克思在《一八五七年經濟學手稿》中所言:“生產不僅為主體生產對象,而且也為對像生產主體。”全能的書記不僅製造了信任他、擁護他的民眾,而且也為信任他、擁護他的民眾製造了書記。不作如是觀你就不能理解上世紀六十年代發生的“文化大革命”,也就不能更深刻地理解今日中國的現實。

但在最早的共產主義理論家那兒有哲學思考:要人類從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的飛躍;又有經濟的研究:剩餘價值觀,一部《資本論》就是幾大卷;還有理想王國:《反杜林論》就是系統的科學社會主義觀。雖然,毛澤東一代只剩下了暴力革命,槍桿子裡出政權,打土豪,分田地(按:這對於窮極了的中國,正是最有鼓動性的口號。蔣政權就敗在毛的農民運動之下。)到“文革”中,馬克思主義就只剩下一條“造反有理”了。在馬克思那兒還有一個最高理想:無階級、無剝削的共產主義。在毛澤東那兒雖然缺少理據卻有鮮明的旗幟:把你的變為我的(三大改造就是如此)。在鄧小平那裡,雖然不講主義,但卻很實際。發展才是硬道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在“文革”之後中國社會已處崩潰之時恐怕算得上撥亂反正吧!

然而如今的中國,如今的黨又依憑的是什麼呢──自從蘇聯解體後,它已向全人類宣布:“馬克思列寧主義失敗得那樣徹底,只是那些在蘇聯解體後的俄國和世界其他共產黨人,都已經放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轉而採取折衷主義,用民族主義修飾起來的社會主義綱領。”(《共產主義實錄.序言》)中共的修飾語是:具有“中國特色”──什麼落後、保守,什麼反人權、反人道、反法治都往這個筐里裝。但窮盡我們的箱底已沒有什麼絲的、棉的物件了,最後只找到了一個“夢”(“中國夢”)。說起這“夢”,農耕文化的土壤中滋生的中國文人倒還表現得多姿多彩,中國人並不陌生──從皇帝詞人李煜的“夢裡不知身是客”到韋莊的“不知魂已斷,空有夢相隨”;從李璟的“細雨夢迴雞塞遠”到敦煌曲子詞的“夢迴天涯無暫歇,枕上長噓”;從劉基的“夢裡相逢還共說”到皇甫鬆的“閒夢江南梅熟日”……中國人幾千年來一直就沉醉在“夢”中,卻與現代文明沾不上邊。到現在該如納蘭性德所言:“千載悠悠夢魂杳,是夢就應醒矣!”

世界潮流是民主、人權、法治、憲政,這就是我們的依憑。毋庸諱言,書記在特定的革命起始時期,在宣傳黨的綱領、目標、任務上也作出過不可忽視的貢獻。列寧就說過:沒有軍事政治委員,我們便不會有紅軍。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一九四八年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社P302)這就是“支部建在連上”的最初版本。也許這就是後來共產黨書記在共產黨政權中突出地位的來由。

但時過境遷。在今日已建成了有完備系統的現代政府管理機構的情況下,書記能幹什麼或可干什麼的問題就顯得十分明顯。現在他不需要到處去向群眾宣傳,不需要組織學生上街遊行,不需要到工廠去組織工人罷工,不需要到青紗帳、甘蔗林去打游擊,去冒槍林彈雨的風險,也不需要躲避國民黨特務的跟踪……他需要的是如何為外企的請託給有關部門打個招呼,在投資上,在土地開發上,在鐵路公路的建設上,在資金運作上給個方便。該閃紅燈處開綠燈,把國家利益、人民利益不當一回事。他現在考慮的是如何為親友打通某一個關節,如何為送過禮金的下級官員鋪平升官之路,甚至於公開賣官鬻爵,這是有反腐檔案為證的。

俄國十九世紀文學中有多餘人的典型,如奧涅金之類。二十世紀到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官場的黨委書記就是多餘的官僚。一個省一個市沒有書記各方面都會運轉自如,有了他就多了一個濫權的角色。有省長再加個省委書記,有縣長再加一個縣委書記,實在是多餘的多餘。邵堯夫(北宋)有詩道:“夢中說夢重重妄,床上安床迭迭非。”黨與政兩套班子就是“床上安床”。有識之士提出了緩沖之法,先黨政分工,再黨政分開。鄧小平早年就反對“以黨治國”,稱這是“國民黨惡劣傳統反映到我們黨內的具體表現”。 (《鄧小平文選》第一卷P10)可是不幸,直到現在我們還是搞的“以黨治國”。

中國有二千八百多個縣級黨委,三百多個地市級黨委,三十一個省級黨委,全國還有二十二萬零四百多個行政村,一萬八千九百二十七個行政社區,都有各自的黨委會,再加上工廠、學校、企事業單位,這個數字已經到達三百多萬以上。有書記就有副書記,看來這個數字還得翻幾番。早年北大有位副教授作過估算,中國每年的政黨成本約為二千二百六十億(人民幣)。

寄生現像不單動物界有(如薑片蟲、蛔蟲、寄生蜂等),植物界也有(如菟絲),杜甫有詩云:“菟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不料,在人類社會卻出現了這麼一個寄生階層。隻共產黨國家才有,這就是黨委書記制。黨委書記的存在是濫權的根源,也是腐敗的根源,完全是一個寄生階層。

(文章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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