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的長處以理服人,無理可講則好比死無葬身之地

作者:文見俠

米蘭·昆德拉說:“真正的作家永遠是一匹害群之馬。”如果說余秋雨是文人中的政客,那麼王蒙就是政客中的文人,他們都算不上是知識分子,王小波是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美國社會學家劉易斯·科塞說過,大學教授不一定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必須是“為了思想而不是靠了思想而生活的人。”王小波則進一步指出:對一位知識分子來說,成為思維的精英,比成為道德精英更重要!

然而歷數千年愚民傳統的最大功德,就是使我們的民族代代退化,一代不如一代,把本來是人類最聰明、最智慧的族群愚弄成只知道活著,不知道生活的奴才與奴隸,把一個最早進入文明時代,創造過“東方文明”輝煌的先進民族,硬生生地折騰成任人宰割的落後民族。愚民還有一個最大的特徵,就是不信理,也不懂理,更不講理。當然,並非他們天生不信理,不懂理,不講理,而是信奉“愚民治國論”者,不許他們信理、懂理和講理,只許按他們的意志去做,絕對不許知道為什麼要如此做,否則就會惹出災禍來。長期生活在一個不許講理,不能講理,講理惹禍的環境裡,一如久處鮑市不聞其臭,久而久之,整個社會只剩下統治者的意志,所有的“理”都灰飛煙滅了。

“那群人畏懼的不是你,而是你代表的自由!”——《逍遙騎士》

名著《平凡的世界》裡有一段話是這麼說的:“誰讓你讀了這麼多書,又知道了雙水村以外還有個大世界……如果從小你就在這個天地裡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你現在就會和眾鄉親抱同一理想:經過幾年的辛勞,像大哥一樣娶個滿意的媳婦,生個胖兒子,加上你的體魄,會成為一名出色的莊稼人。不幸的是,你知道的太多了,思考的太多了,因此才有了這種不能為周圍人所理解的苦惱。”

孫志剛事件中有一個意味深長的細節:被打死前,孫在廣州市收容人員救治站裡曾搖著鐵窗大叫:“我叫孫志剛,我是大學生,在裡面挨打!”新聞名作《被收容者孫志剛之死》結尾,孫的家人後悔供他讀大學,“如果沒有讀過書,不認死理,也許他也就不會死…”

在一個蔑視人權的社會,講理可能成為殺身之器!

前兩天,西安一位女士在西安利之星奔馳4S店購買了一台車,沒有開出店門就發現了發動機漏油,要求經銷商解決,產生矛盾。 (現已解決)視頻大約六七分鐘,我看完之後覺得很有必要說一下,它反映了很多事情變得越來越糟糕的客觀原因。

自始至終這位女士很理性,她說“我是受過文化教育的人,我是研究生畢業,但是這件事讓我幾十年的教育受到奇恥大辱,我就是太講道理!”

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數》中收錄過一篇名為《知識分子的不幸》的文章,文中說“我認為,知識分子的長處只是會以理服人,假如不講理,他就沒有長處,只有短處,活著沒有意思,不如死掉。”

這位女士開始也想通過正常的渠道讓問題正常解決,然而,市場監管部門(工商)消協,沒有受理,或是推推搡搡,想要通過媒體曝光竟然沒有媒體來。幸虧有自媒體,社交平台,無奈自己也“潑婦”了一回,這才使問題得以解決。

通過這件事我們發現了國人是怎麼變“壞”的,都是被逼的,被制度逼的。你很多時候講道理是沒有用的。跳樓,討薪,醫鬧,碰瓷,扶老人遭訛,有深刻的製度原因。制度原因不解決,只能對“無理取鬧”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比如解決問題,看誰厲害,聽誰的聲音大,誰的拳頭硬,誰說活更無底線更臟,越來越叢林化,越野蠻化,戾氣橫生,離文明社會漸行漸遠。我上學的時候女生說話很少帶髒字,現在的小女生動不動一口國罵,抽煙喝酒紋身(當然我不是說所有)你講理還會被看成傻逼。這是很可怕的事情。

人們越來越依靠權力權勢,越來越奴性化,對領導畢恭畢敬,對社會大哥敬慕,對出現任何事情第一反應是打電話叫人,對法律對規則無視。誰愛哭哭鬧鬧尋死覓活的解決問題?誰不喜歡體面的解決問題?人出生都一樣,沒有好人壞人之分,魯迅把問題看成是國人的素質,如果沒有台灣的日本的例子我真懷疑人種的問題。而胡適則認為是製度原因,好的公平公正的製度讓人不敢壞,做了壞事一定會付出代價;讓好人活得好更心安。我的評價:這不但是個逆淘汰的體制,更是縱惡的社會!

(文章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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