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與期望:未來新中國教育引進基督教會學校的理由

作者:dX

聖誕節前一日,2019年12月24日,文貴先生連線美東之聲,左媛女士關心:沒有共產黨的新中國建立後,希望基督教會學校能開辦到中國去。

如文貴先生言,這是心中裝有大世界,心中有真正的中國,心中有他人的人才能問出這樣的問題。事實上,也只有一心追求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爆料革命戰友,才會如此真正關心中國的教育,中國的前途與人民的未來。

本人因為從業關係,正好對牆內高等教育有些了解,也見證著不少共產黨中國當前教育的眾多問題。僅就淺表層面,可以簡單總結如下:

  • 政治、歷史為洗腦。政治不思考眾人之事的議題,歷史無真相、無人類精神之旅的真切觀察,作為中共國一切學科重中之重的政史課程,都只是為扭曲“證明”中共的合法性,為其偉光正貼金。
  • “愛智”之學變“弱智”。本來為愛智之學的哲學,不僅一般哲學課不是讓人去理性地追究終極,更拿了馬克思恩格斯當最高哲學,關鍵是還剃掉了馬恩雖然走偏,卻真實不虛的批判精神。
  • 科學只當技術教。中共國製下,加之傳統儒家這方面的積弊,科學SCIENCE教育不可能、也不敢倡導它理性的精神內核,而只能是技術化為所謂“生產力”——原因很簡單,理性精神本質上就是懷疑精神,批判精神,不斷刨根問底精神。
  • 文學藝術多諂媚。在中共體制下,文藝要么諂媚中共,要么諂媚民眾,落得只配給被中共洗腦得基本上只剩吃吃睡睡的“人民大眾”撓痒癢,而很難有靈性的創造,因為那樣的創造,是需要有一顆自由飛翔的靈魂才可以。
  • 學生管理為聽話。中共國高校極為重要的一個崗位就是輔導員,準確名稱叫“思想政治輔導員”。一般輔導員工作的保底原則是:保質保量完成份內學生思想政治工作,配合落實上級佈置的各項任務,確保“不出事”——非通常意義的人身安全防意外,那是次要的——而是日常生活、同學交往中不得“亂說亂動”,網絡上不得有任何“敏感”言辭(每個班還指定有密報同學和任課老師“異動”“亂說”的教學信息員);無腦或急於表現自己、急切“往上爬”的輔導員,則更是積極主動、創造性地進行各種洗腦活動。最終目的:聽輔導員的話→聽領導的話→聽黨的話。
  • 各種“活動”無閒暇。學校層面、各學院層面,各種偽“學生組織”,各種學團活動,以及每個班每月必有的洗腦班會,輔之以不同級別學團和學生“幹部”的各種優享,和考核評優“加分”制度,讓學生身體和腦子都難有空閒。沒有閒暇,何來遐思——而這,正是他們疲民之術要的結果。

以上種種,加之中共網絡防火牆,以及牆內網絡上各種洗腦宣傳,導致信息閉塞,眼界狹窄,見識短淺,思維狹隘,沒有思辨力,不知自我和自我判斷為何物,奴性而不自知,甚至助紂為虐。資中筠似曾有說,中國教育長此以往,整個民族都將墮落。這句話絕非危言聳聽。

共產黨就怕人民具備真正的思考能力,是米蘭·昆德拉吧曾有說,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這裡仿擬一句:人民一思考,共黨就嚇尿。

當共產黨滅亡,上述情況自然會改觀,而且毫無疑問,那時新中國的教育會更加跟國際接軌。這種接軌,不僅是學制、學科設置的形式上,更會是教育的深層次理念上的。

然而,作為尤其牆內中國人,還有一個極深的心智結構障礙是——除非有非常深刻和極大勇氣的文化反思能力,否則短時間內,很難真正跳脫出儒道法及其更古遠思想與踐行之文化傳統的浸染,所形成的集體無意識。即使如筆者雖然初步有此認識,卻一般也很難不經意舉手投足間,真正達到如下的超越:

  • 就人的理念而言,超越以社會關係定義個人的集體主義及其虛偽道德規範,張揚和凸顯以個體的人INDIVIDUAL定義社會關係的個體獨立性及個人價值。
  • 就智性思維而言,跳出死記硬背循規蹈矩與神道玄思之兩端,弘揚人類理性精神,貫徹邏輯與理性於社會科學、自然科學、人文學科領域,敢於追問探索;同時討論問題中,超越“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立場”意識,建立切實的“問題”意識。
  • 就個體責任而言,社會政治生活中,樹立“公民”意識,勇於參與和擔當,打破“清官”情結與“救星”情結,超越坐等得救的“皇民”心態;個人靈魂方面,超越儒道“赤子”文化、佛家“自性圓滿”庸俗理解的“倒退”哲學,超越祖宗崇拜的“福蔭”意識,建立自我擔當、不斷超越、自我成就的彼岸意識,並身體力行。
  • 就社會行事而言,超越因人設限的人情、人治社會作風,超越因“誠”稱“信”的個人化修養準則,基於獨立個體與自由、平等原則,內化契約精神,在各層面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生活、國際交往中,嚴格遵守契約原則。

如此種種,綜而言之,即尊重“人”,尊重理性,尊重規則,都是我們文化所欠缺,或曾有人為此而努力,但因“中毒”太深等諸多原因,而事功不濟。更何況,中共七十年的專制統治,所種下的毒,使這一切更是變本加厲。

將來新中國在教育方面,可以預見的情形是:一方面,主流意識會全方位主動借鑒吸收世界先文明國家符合現代人性發展和時代要求的教育方式和已有成果;另一方面,由於中國文化“信而好古”、祖宗崇拜的歷史慣性,以及部分人的民族主義情結,會極力鼓吹往所謂“國學”裡去找藥材、配方,甚至一時吵吵嚷嚷,甚囂塵上。中國信史三千五百年文化,當然有它可取之處,但這後者,多半會是延滯阻礙歷史發展的偏向力——除非他們真能遵循胡適“整理國故”三標準。 。 。而實踐之於教育。

因此,為能更好更快地跟上世界文明教育的腳步,以及更有效地大浪淘金中國傳統的相關積澱,筆者贊同左媛女士的關切和文貴先生的深刻見解:廣泛歡迎歐美先文明國家辦學團體,直接來中國辦學(附帶作用:直接“衝擊”和推進新中國教育)——這其中極重要的一塊,就是基督教會(廣義指基督宗教CHRISTIANITY,包括其各教派)學校的引進。這也是筆者一直心中所推崇的。

一條簡單的理由是:基督教會學校不僅如其他的西方教育機構一樣,會帶進來各種符合現代人性和文明發展的教育理念、方略與教學內容,更可以直接將奠基現代人類文明、符合平等自由人性和獨立人格的基督宗教帶給靈魂萎頓、缺乏真正自我的中國人。曾經的西方傳教士和各類基督教會學校,為中國人的教育開化立下汗馬功勞,我完全相信,在將來的新中國,他們會做得更好。

最後說句題外話,如果到時近處有方便的基督教會學校,我第一個會鼓勵我的孩子進那裡修學;如果有機會,我一定加入到基督教會學校在未來新中國辦學的工作中去。

(文章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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