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到底出了什麽問題?(第二部分)

作者:小明

第三種病根:好孩子主義

除了以港獨和經濟理由來譴責香港示威者外,還有一種自以為義正嚴詞的譴責理由,那就是認定示威者使用暴力,應該得到警察的強力鎮壓。在經歷過721元朗事件、陳彥霖女士死亡事件、警隊一日釋放千枚催淚彈等等一系列的事情後,如果還有人只看到示威者這一面的暴力的話,那他肯定是偏頗的,因為他完全忽視了這些事件存在著警察濫權及過度執法的現象。如果這種人還口口聲聲說,這些事件都不足以說明警察有濫權及暴力執法的話,那他是自己在騙自己,因為他根本忽視這些事件中存在的諸多極不正常的現象。近日香港區議會選舉的結果,已經清楚揭示了香港人認為是警察暴力,而不是示威者暴力。

面對如此明白昭昭的事,為什麽就還是會有人寧願自己騙自己,也不願意承認事實呢?我們還是要先澄清,自己騙自己這回事本身並不意味著是病態的,因為在面對很多我們無力解決的情況中,我們都需要自我安慰,盡量把事情想得美好些。但我們在做出這種自我安慰時,是清楚地知道事實並非我們想象的那樣,我們只是暫時不去認真計較事實而已。對於這種自己騙自己的情況,我們認為是正常的。我們認為不正常的,是指即便有人告訴他事實,他不僅拒絕接受,還會認為人家在歪曲事實,堅持自己的看法不可能不符合事實。

我們在判斷一件事情是否屬實時,首先一定是要先看到這件事情的發生,但即便我們親眼見到這件事情的發生,我們也要事先擁有足夠的知識來理解這件事情的意義,經過我們的認知並定義後,才有所謂的「事實」可言,否則就只是一連串無意義的物理現象而已。例如,一個小孩即便看見兩個成年人在調情,但他是不會認知到調情這個事實的,他只會看到兩個成年人在詭笑著說話。

對於那些拒絕承認香港警察濫權的人,我們有鋪天蓋地的視頻及受害者的口述,來向他們證明香港警察的確濫權了。如果他們見了這些視頻,聽了受害者的口述,還是拒絕承認香港警察濫權,那麽如果這是個智力正常的成年人,那麽這只有一個可能,他拒絕用常識來去理解他所看到的東西。這樣的人,即便看到警察突然轉身拔槍射殺一個手無寸鐵的少年後,他第一個反應不是警覺這個警察暴力執法,而是認定那被射殺的少年肯定是活該的,即便他不可能事先知道那活該的理由。

這樣的人之所以拒絕用常識去理解眼前事物,只能是因為他已經預先設定好了一套解釋話語,任何他所見到的事物都不能與他既定的解釋話語沖突,於是事情在他眼前呈現的,不是事情原來的樣子,而是按照他喜歡的解釋話語去篩選、去切割、去重新定義的。這種拿自己的解釋話語去代替一般常識的人,一百年前中國大文豪已經生動描寫過,那就是「阿Q」。

然而,這樣的人與魯迅筆下的阿Q相比,還是有點不一樣。阿Q無法承認的事實,是他自己的不幸,還有別人對他的傷害。而對於那些拒絕承認香港警察濫權的人,他不承認的事實,是別人的不幸,還有別人所受的傷害。這樣的人根本不需要像阿Q那樣安慰自己,因為受傷的是別人。那麽我們可以推論,這樣的人之所以拒絕承認事實,不是因為為了要安慰自己受傷的心靈或自尊,而是因為恐懼自己所熟悉的世界會突然崩壞。

這種現象明顯地表現在陳百祥身上,在他與杜汶澤於11月5號的《視點31》對話的開場白裏,就已經表現出他沒有勇氣去接受他現在看到的香港,害怕承認香港的警察已經變成黑警,他的恐懼也使他無意中表達出他「不想在乎」四種東西。他的開場白是這樣的:「他有他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第一、不想在乎別人的看法),我覺得這幾個月對香港來說是個悲劇,無論怎樣,自我出生英治時代到現在都好,從來沒見過這麽亂的香港,就是不管發生什麽都好,要求什麽都好(第二、不想在乎事情的起因),但是看到的就是暴力(第三、不想在乎事情的其他面)。那暴力出來的結果是什麽呢?現在大家看不到,也未必等到(第四、不想在乎事情的後果)。」

陳百祥的開場白使我們充滿疑惑,一個人若不想在乎別人的看法,還有事情的起因、其他面和後果,那他要怎麽理解世界?那他之前又到底是怎樣理解世界的?那到底是什麽東西可以讓他在乎去理解世界?如此荒謬的態度,也就難怪惹得杜汶澤哭笑不得,即便他再大聲陳述事實,但陳百祥就是聽不進去。

陳白祥的態度之所以顯得荒謬,是因為他的四種「不想在乎」,正是我們觀察事物的來龍去脈,追求真相所需要的四種「一定要在乎」。這也就意味著,陳白祥其實根本不在乎一件事情的真相,他只在乎這件事情看來是否符合他既定的認知。然而他既定的認知又是怎樣形成的呢?如果他既定認知的形成,一開始就不是建立在他主動觀察真相的過程中,那我們便可以斷定,他是早已經習慣被動地由一個權威來灌輸他怎樣理解世界。一個習慣被動地聽從權威的說話,而不願意主動觀察真相的人,我們認為他的病根是「好孩子主義」。

「好孩子主義」很可能是因為東亞的教育方式導致的。東亞的教育方式,一般不鼓勵孩子獨立思考,因為大人很不願意回答小孩諸多刁難的問題,更傾向以權威的口吻讓小孩聽話。這種教育方式最常使用的教訓詞匯是:「你要乖」、「你要聽話」和「你要表現好」。這些教訓詞匯用在小孩身上是好的,但用在成年人身上則是貶義的。所謂的好孩子主義,就是指一個人在成長過程中,已經習慣被動地聽從大人的教訓,只想做個又乖又聽話的好孩子,以至於長大後他習慣不對事情尋根問底,傾向接受既定的秩序,不太能接受劇烈的社會變革。

或許會有人說,好孩子主義是東亞人的文化特征,這有助於集體紀律及社會秩序的維持,不應該單方面地苛責。我們認同這樣的說法,我們之所以說好孩子主義會變成病根,是特別地針對那種因為害怕真相會與自己的認知有出入,即便真相事關人道危機,也會故意不去追求真相的病態性格。這種性格之所以病態,是因為將自己習慣的看法,置於道德價值之上,即便知道自己不了解事情原委,但為了維持自己的舒適感,還是會拒絕去追求真相,甚至不願意別人把真相說出來。這就像一個小孩,摀著耳朵搖頭大叫:「我不要聽!我不知道!我不要聽!我不知道!」我們能為這種人找到的最貼切標簽是「長不大」。

日常生活中我們使用「長不大」,通常是會用來形容那些剛出社會,但心裏又抱著學生時代天真想法的年輕人。他們知道社會是殘酷的,但又希望別人無條件地遷就自己。面對前輩的教訓,他們只想著對方沒有好好理解自己,但又不願意去理解對方。他們心知肚明對方的教訓是有道理的,但始終不願意承認,於是很不願意跟前輩認真地談論一件事,總是喜歡換話題說話。

陳百祥就表現了典型的「長不大」病態。在《視點31》的節目中,面對杜汶澤大聲地陳述事實,陳百祥就硬是聽不進去,或許有人會為他開脫說是因為他沒有看到證據,但事實上陳白祥並不硬要杜汶澤拿證據來,而是強調自己有自己的看法,但又一再聲明自己不了解事情的原委。他頻頻地跑題,不願意與杜汶澤針對一件事深入討論下去。難怪杜汶澤在事後的訪問中表達他跟陳白祥根本就吵不到架,因為他剛提起一件事,還沒開始吵,陳百祥就直接否定然後又往另外一件事談去。這正是「長不大」病態的表現,不願意深入談論一件事情,只想趕快結束話題,因為意識到自己很可能不對,但又不願意承認,以至於只能用如此婉轉的方法暗示性地哀求對手不要再說下去。

「長不大」的病態如果惡化下去,就會造成「巨嬰」。

巨嬰這個詞,是由大陸心理咨商師武誌紅發明,用來描述大陸人各種缺乏安全感的現象。其內容是指一個成年人像嬰兒般,以為自己是全世界的中心、不能獨立、對事物的看法只能是非黑即白的。我們這裏用來描述「長不大」精神病態的惡化,主要是指第一個特征,即認定所有的事情都要遷就其想法。武誌宏對巨嬰癥產生的解釋,是指因為嬰兒期得不到滿足而導致。在我們這裏,是指因為始終拒絕去自己尋求事情真相而導致的。

對於一個具有正常心智的人來說,當聽到有人對一件事情的看法與他自己的看法沖突的時候,當然會不免地對自己的看法產生懷疑,於是會找機會去收集資料來求證,害怕自己的思想落伍,跟不上別人的步伐。長不大的病態並非是不能痊愈的,只要他發現有太多人的看法與他的看法沖突,他也就會發現自己是少數,害怕落伍的心態會逼得他不得不尋求事情的真相,最後也就會「長大」了。那麽如果這個人知道自己是少數後,還是不願意去尋求事情的真相,甚至特意去拿一些個別案例來證明自己看法一直就是對的,那我們就可以斷定,這個人是主動地去脫離現實,甚至認為自己是被大多數人不理解,反而把自己想象成受害者了。他的精神病態惡化到把自己當成一個完全不需要去負責任的嬰兒,認為所有他見到的人都要呵護他,照顧他,只要他哭他鬧,他就有權利要求所有人去遷就他,這就是「巨嬰」。

林鄭月娥身上就表現出典型的巨嬰病態。回顧林鄭的成長史,她果然從小到老一直努力做個好孩子。小時候考試要考第一,長大做官了,不計一切代價也要把上級交付的任務完成,即便民意反對,她就是一味按上面的指令辦事,奪得「好打得」的稱號。如今變老了,她甚至主動向中共獻殷勤,強退送中條例,是現在反送中運動的始作俑者。不管遇到什麽批評,林鄭總是認為人家是針對她,是無理的,她是不可能錯的。有關其這方面的新聞不勝枚舉,香港人是熟知得不能再熟,稍揀幾個就足以說明她是如何病態到脫離現實。

最開始使我註意到她的巨嬰病態的,是在2018年3月8日她對立法會議員邵家臻的回答。當時香港流傳一種觀點,認為粵語不是母語,只是方言。這讓香港人害怕自己的母語,即粵語教育或被普通話教育取代。邵家臻於是在立法會上試探特首林鄭的意見,用粵語問道:「特首,你的母語是什麽?」林鄭用粵語回答:「對不起,我不回答這麽無聊的問題。」顯然林鄭無法否認她的母語是粵語,但她也不能直接承認粵語是母語,因為這會有礙於她日後推行普通話教育。對於一個稍有社交常識的人,都會明確表達立場後在為自己的立場辯護,但林鄭不僅逃避問題,害嫌棄人家不應該問會令她為難的問題。她貴為特首,但毫無擔當,反而要人來遷就,這就是巨嬰。

第四種病根:怕麻煩主義

上述的三種病根,都是我們從當前那些譴責香港示威者的言論所分析出來的,還有一種人,聲稱自己兩不沾邊,即不譴責香港示威者,也不支持中共。這種中立的表態,如果是出自於一個中國人之口,那就表示這個中國人已經偏離道德常識了。

一個人對於一件事情表態中立,也就等於表態置身事外,那這個表態要符合道德常識,需要滿足兩個前提。第一、表態中立的人本來就非當事者。例如,某甲走在路上,突然看到兩個人正在打架,兩個人一起瞪了他一眼,某甲急忙表態兩不相幫,然後匆匆走開,這是符合道德常識的。第二、表態中立的人雖然原本是當事者,但出於某種原因,所有的當事者都同意他不再繼續摻和。例如,一家人吵架,突然某個家庭成員舉手說自己誰都不幫,如果其他所有家庭成員都同意,他的確可以馬上起身走人,這也是符合道德常識的。

而一個中國人表態自己在當下的香港問題上要置身事外,除非這個中國人事前已經下決心從此不再說中文,那麽他就首先是當事者,而在事實上他也不可能知道其他所有中國人是否同意他置身事外,那麽他就是不可能滿足上述兩個前提的,所以他表態中立,其實是不符合道德常識的。請註意,我們所謂的「中國」是指文化認同的,一個在文化上認同自己為中國人的人,必定意味著他把自己當成中國文化的傳人,那也就意味著他給自己賦予了傳續中國文化的責任。如果他要放棄這個認同,也就意味著他拒絕傳續中國文化,那麽他必定要下決心從此不再說中文,因為只要一說中文,他就等於以其言談舉止表現中國文化。就此而言,很多那種一直說著中文,但又聲稱自己不認同中國文化的人,其實是不負責任的。不過這個問題不是我們的主題,我們還是回到香港問題。

一個擁有文化認同的中國人,就算他不是大陸人,也非香港人,仍不改於他在當下的香港問題上是當事者的事實,因為現在的香港問題之所以已經上升到中國文化的傳承問題。因此,對於一個認同中國文化的人,如果他聲稱自己要置身事外,也就等於他漠視自己具有傳承中國文化的責任。如果他還想以後繼續說中文,那他的中立態度其實是偏離道德常識的,也就是具有精神病態的,接下來我們要找出的是他背後的病根。

首先,香港問題已經上升到中國文化的傳承問題,這是一個明顯的事實,不承認這個事實的中國人,若不是因為他從來沒有看過相關報導,若不是因為他還不是個智力發展完全的成年人,若不是因為他雖然是成年人但沒有接受過正常教育,那麽他就是自欺欺人,他已經是病態的了。對於任何智力發展完全,以及接受過正常教育的中國人來說,都知道香港是全球貿易中心,那麽其事態的發展當然牽動全球的目光,所以在香港發生的任何大問題,都等於是國際事件。除此之外,只要是看過相關報導的中國人,都知道現在的問題焦點在於,身為執法者的警察是否濫權、是否變成黑警,這就已經不只是法律問題,還事關道德價值判斷的問題了。那麽,現在香港問題既是國際事件,又事關道德價值判斷的問題,且香港當然是文化中國的一部分,那香港問題的未來發展,即等於是在向世人演示中國文化的道德倫理,也將決定性地影響未來中國文化道德倫理的傳承。這是一個大家心知肚明而不用明說的事實。

其次,表態「中立」與表態「不知道」不是一回事。對於一個心知肚明上述事實的人,當有人問及他的態度時候,如果他因為害怕被中共報復,他大可表態「不知道」。這是我們看到的很多大陸人在香港接受國外媒體街訪時的反應,我們是可以理解的,並不認為這是偏離道德常識的。我們只會為他們感到可悲,並只能苦笑。而如果一個中國人,心知肚明上述事實,仍要表態自己是中立的,其實也就漠視自己既然說著中文,就有責任指出按中國文化的道德倫理,香港警察如此處理示威的方式,到底是對還是錯。這也就意味著,一個對這個問題表態中立的中國人,其實也就等於他不在乎中國文化在世人面前會是什麽樣子的,也不在乎中國文化未來的傳承。

那麽,為什麽這樣子的一個中國人,既然已經是認同中國文化了,但又會漠視自己有傳承文化的責任呢?如果這個人承認自己雖然認同中國文化,但其實不了解中國文化,那麽我們是可以理解的,那這個人也就應該奮起學習,之後表態。如果不是的話,那麽這個人漠視自己的責任,只能是因為他怕麻煩,我們稱這種病根為「怕麻煩主義」。

「怕麻煩主義」專門指這樣的態度,即知道自己有責任去做一件事,也知道自己有能力去做這件事,但就是不想負上責任,因為認定這個責任會為他帶來麻煩。要澄清的是,怕麻煩主義本身不能說是對是錯,對於一些無關痛癢,而又不影響他人的責任,當事者因為怕麻煩而不去做,這是沒有偏離道德常識的。但對於一些影響他人的責任,當事者因為怕麻煩不去做則是偏離道德常識的。顯然,傳承中國文化是任何中國人的集體責任,任何中國人都沒有充分的道德理由,可以因為怕麻煩而不去承擔,除非這個中國人早就放棄中國文化了。

因為怕麻煩主義而造成的病態,我們稱之為「呆子」。

日常生活中我們使用「呆子」來形容人,通常是指這個人遲鈍、不明事理和不知天高地厚。而我們之所以會認為這個人遲鈍,一定是因為這個人搞不明白他的所作所為,將會為他帶來什麽後果。同樣的道理,那些在香港問題上表態中立的中國人之所以可以被稱為「呆子」,也就是因為他們搞不明白自己置身事外的態度,將會為自己和其他人帶來什麽後果。

這些人搞不明白,傳承中國文化之所以是個集體責任,就是因為「文化」是在集體的交往之中形成及變遷的。這個文化裏的任何成員,其任何向他人展示的言談及行為舉止,即等於在向他人示範他所屬文化的種種面向;同樣的,當有人問及他關乎道德倫理判斷的問題時,他任何的評論,也都在向他人示範他所屬文化的道德倫理。如果他的示範是壞的,那也就會對其文化有壞的影響,反之亦然。

這也就是為什麽我們不能輕視我們在互聯網上的留言,因為我們的留言就是在做示範。如果有做出壞示範的留言得不到他人做出好示範來反駁,那麽就會讓人以為這個壞示範是可以被接受的,而這就是這個文化墮落的開始,而後果由這個文化的全體成員一起承受。同樣的道理,當有中國人被問及在香港問題上誰對誰錯,如果他表態中立,那他就等於是在示範:我們不用在乎香港是否有黑警、我們不用在乎香港示威者是否受到暴力對待、我們不用在乎香港是否會失去自治的環境、我們不用在乎中共是否有兌現五十年不變的承諾,種種這些,也就是在示範:我們不用在乎我們中國文化的道德倫理會變成怎樣。那他也就搞不明白他這是在示範:我們可以放任我們中國文化走向墮落。這就是遲鈍,這就叫做「呆子」。

呆子的病態廣泛表現在許多大陸精英身上,他們被錢理群教授稱為「絕對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按照錢理群的定義,他們以一己利益成為他們言行舉止的絕對目的,他們又能精致地用各種方法來達成自己的目的。其實他們就是呆子,因為他們怕麻煩不願意承擔集體責任,所以他們不管再怎麽精致,也始終要受罪在一個糟糕的體制裏。那些在香港問題上表態中立的人,自以為精致聰明地讓人找不到口實來給他貼標簽,以為這就不會與人起爭執,其實在具有正常道德常識的人看來,他們就是呆子。

與前三種病根的情況不同,呆子病態的惡化有兩種,一種叫做「奴才」,一種叫做「反社會」。

一個呆子在長久地拒絕承擔集體責任後,如果察覺到自己身處的文化環境已經出現惡化,並幡然悔悟及勇於表態,那他是可以完全痊愈的。這個現象發生在今天許多的香港人身上。他們在2014年的雨傘運動中拒絕表態,在過了五年後,終於知道自己當初置身事外的態度,其實就是放任梁振英及林鄭月娥等之流的建制派向中共獻媚,以及破壞香港的自治,才導致了今天不可收拾的局面。於是他們勇敢地上街表態,承認自己對不起梁天琦,拒絕任何的妥協,這證明他們已經不呆了。

一個呆子如果在知道自己的文化環境惡化後,還仍然選擇置身事外的態度,還要繼續向人示範可以繼續放縱自己身處的文化環境惡化下去,那麽這個呆子如果沒有抱著僥幸心理,沒有自信能幸免於因為文化環境的惡化而對自己造成的傷害,那麽我們可以斷定,他的精神病態已經惡化成「奴才」了。

我們這裏使用「奴才」作為標簽,跟一個人的社會地位沒有關系,而是指他的精神狀態。試想一下,一個人既然沒有抱著僥幸心理,還願意放縱文化環境惡化下去,那也就表示這個人已經放棄自己的命運。他就是不願意承擔集體責任,始終表態中立,他已經做好心理準備,可以接受其身處的文化環境任何程度的墮落,即便他深受其害,他也無怨無悔。這種把自己放棄掉,寧願受罪,認為站起來竟是一種麻煩的人,我們能夠為他找得到的最貼切的標簽,就是「奴才」。

奴才的病態廣泛發生在現在的中共基層黨員身上。從2014年開始,中共集權的意識形態運動越演越烈,學習會議越開越頻密。照理說,那些基層黨員既然經歷了這麽多次的開會學習,應該熟知中共的意識形態邏輯向來是寧左勿右,因為左傾是方法出了問題,右傾是立場出了問題,那麽從2014年開始的中共集權運動肯定是不會停下,只會往極端的方向走,那上層對基層的壓力一定是只會加重,不會減輕。如此簡單的常識,對於一個心智正常的基層黨員來說,如果他還不把自己放棄掉,他早已經想辦法逃出去了。如果他知道這個常識,還想都不敢想能逃出去,始終默默地照辦著上面壓下來的指示,那顯然他已經把自己放棄掉,這就是典型的奴才病態。具有奴才病態的人,當需要督促身邊人員做事的時候,最常掛在嘴邊的話就是「黨讓你幹啥就幹啥!」因為他自己就是黨讓幹啥他就幹啥。

還有另外一種惡化。一個呆子如果願意放任自己身處的文化環境惡化下去,是因為他具有僥幸的心理,相信自己能幸免於因為文化環境的惡化而造成的傷害,那麽我們知道他雖然沒有變成奴才,因為他沒有放棄自己,但我們可以斷定,他的精神病態已經惡化成「反社會」了。

我們這裏使用的「反社會」,與心理學上的「反社會人格」不太一樣。反社會人格是一種心理疾病,它可能是因為先天性的腦部生理缺陷而導致的,主要病征是沒有深層次的情感反應,因此也就無法產生同理心,以至於也就沒有愧疚感,無法認知正常的道德常識。在我們這裏使用的「反社會」,則不是先天性的疾病,是後天性地因為習慣拒絕承擔集體責任而造成的病態。擁有病態者仍然會是保有深層次的情感反應,但就是缺乏同理心和愧疚感。

一個人因為抱有僥幸心理,而放任其身處的文化環境繼續惡化,那也就意味著,他不只拒絕承擔集體責任,他也同時將自己與集體切割,認為集體將要受到的苦難,與他沒有任何的關系,這顯然就是缺乏同理心與愧疚感的病態性格。這樣的人如果仍然擁有深層次的情感反應的話,那只能意味著,他認為集體是活該受罪,既然是活該的,那他不應該因此產生同情;但另外一方面,他也肯定認為自己擁有特權免於受罪,既然自己擁有特權,那他也不應該感到愧疚。如此想象自己淩駕在集體的病態性格,其實就等於他在內心深處根本不把自己當成社會的一份子,也認為自己不應受到社會倫理的約束。他在心理醫生的面前雖然不會被診斷出「反社會人格」的病征,但實際上因為他病態的性格而對道德常識的偏離,絕不會與「反社會人格」患者有什麽差異,所以我們可以直接把他標簽為「反社會」。

「反社會」精神病態明顯表現在文貴先生爆料出的許多中共領導人身上,而這也是中共作為一團體所具有的病態特征。患有精神疾病的「反社會人格」,通常是無法與人建立家庭及友誼關系的,因為他缺乏深層次的情感反應。但對於性格病態的「反社會」,則仍然具有深層次的情感反應,故此還是可以與人建立家庭及友誼關系。不過由於反社會的人在內心深處相信自己淩駕在集體之上,因此他們對於集體有種病態的蔑視,認為自己有特權可以傷害他人,並且不需要感到任何愧疚。這就是為什麽我們看到很多中共領導人明明也是別人的父親及朋友,但他們就是不會想過自己對別人的傷害將會為他人造成多大的痛苦。這種對集體病態的蔑視,就表現在王岐山著名的「中國人可以吃草三年」這句話裏。

反社會病態也可以用來概括中共的執政綱領。不同於世界上大多數的政黨,中共不需要經過民選才能執政,因此它也就不像大多數的執政黨,要配合社會輿論和各方面的民意來調整自己的執政綱領。中共的思考方式向來就是認定自己淩駕在社會之上,不管社會有什麽要求,總之社會就要聽自己的,因為自己有特權統治社會,這就是典型的反社會病態,表現在「爹親娘親不如黨親」這句話裏。

也由於中共是反社會病態的,這造成很多國家不知道要怎麽與它打交道,也很困惑為什麽中共總是說話不算話。這就像一個正常人,是不能理解一個具有反社會人格的變態連環殺手的。這就是為什麽文貴先生多次強調,面對中共就應該一槍崩了,不用再多說話。同樣的,我們看到變態連環殺手,只能直接把他斃了,否則這個變態始終有一天會把我們給肢解了。

世界上的許多人不了解中共是反社會病態,這是可以理解的,但中國人不了解,我們只能說是因為自己騙自己。只要稍微具有歷史常識的人,都知道中共執政70年幹了多少反社會的運動,從反右,然後大躍進,最後文化大革命,這都是只有缺乏同理心及愧疚感的東西才能做出來的事。改革開放後中共依然如此,它不搞運動只是因為要藉市場經濟來養肥自己。如今它已經肥了,它反社會的病態又冒出來了,於是我們才看到現在它各種的荒唐舉動,這尤其表現在香港問題上。如果有人在看到中共對香港做出的一系列荒唐事後,仍然選擇站在中共這邊,我們可以斷定這個人一定是有精神病態的,其病根可能屬於我們提出來的其中一種,或者四種俱全。如果不是的話,那只能說這個人心智不健全,我們可以稱呼他為「白癡」、「瘋子」、「神經病」、「蠢豬」等等不一。

結論:

到此為止,我們提出了四種病根,以及其相應的病態與惡化,這裏直接概括出來:

第一種病根:大一統主義,病態為「死腦筋」,會惡化成「裝逼」。

第二種病根:拜金主義,病態為「庸俗」,會惡化成「滑稽」。

第三種病根:好孩子主義,病態為「長不大」,會惡化成「巨嬰」。

第四種病根:怕麻煩主義,病態為「呆子」,會惡化成「奴才」或「反社會」。

從以上我們的分析可知,這些病根很可能是人人都有的,但未必會因為偏離正常道德常識而發病,且發病後也並非不可自動痊愈。事實上我們也看到很多人能免疫這些病態,並且在看到周圍的人都發病後,自己仍然能免於感染。這種人我們也可以找到標簽來形容他們的精神狀態。如果有機會和時間的話,我們希望能繼續分析什麽樣的人能對這些病態免疫,還有最重要的是,爆料革命將如何有助於中國人痊愈及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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