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關係之死(4-5)

新聞來源:The Wire China;

作者:ORVILLE SCHELL

翻譯:草根(文人);校對:InAHurry;

Page: 拱卒

中美接觸終止

第四部

大屠殺:喬治·布什,鄧小平和美國國防

就像我在1989年5月那樣,站在傳說中的天安門城樓上,目睹著一百萬老百姓聚集抗議中國共產黨,這是毛除了在噩夢中,不曾想像過的能看到的景象。

從如此眾多的狂熱的,揮舞著旗幟的年輕人中橫穿天安門廣場不可能不感到一絲興奮,這種政治的春天會讓人遐想一個更加民主,更少對抗的中國也許最終要到來了。

989年5月17日,自20世紀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以來的最大的中國人民運動,成千上萬的人聚集在北京中央的天安門廣場上。圖片來自路透社的Ed Nachtrieb

但是當美國自由派看見改革和希望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強硬派看見的卻是陰謀,危機跟“和平演變”—一杯滿是旨在削弱黨的無產階級專政地位的外國陰謀的毒雞尾酒。強硬派擔心政治改革如果不能被限制住的話,就會威脅一黨統治,因此在當共黨軍隊的最初的清場嘗試被抗議者阻撓後,一支承載著“不惜一切代價恢復廣場”新命令的,堅決的鄧家重組全新部隊的出現就一點也不足為怪了。當軍隊再一次橫掃進入北京城,這次裝甲車輾壓過後的不僅僅是幾千死傷的人很快便散佈在各個街道上面,還有抗議運動和對有意義的政治改革的希望也都蕩然無存。

北京大屠殺同時將中美接觸的邏輯性置於危機的境地。因為如果沒有改革就不會有趨同,如果沒有任何趨同的承諾,那這個接觸就沒有任何的意義。同時也沒有任何論點可以向全世界觀眾解釋他們在電視上看到的野蠻。突然之間,從來不真正相信可以跟毛派政權建立友好關係的保守黨獲得了新的話語權。就像《奧斯汀美國政治家》報的一個專欄作家貶損的總結到那樣“鄧小平再也不配他的牛仔帽了”。

當被問及他為什麼對北京如此的畢恭畢敬的,布什說如果美國跟中國斷絕了所有關係,那將會是“所有人的悲劇”。然後,他又開啟了一個新主題:商業的刺激會讓中國的民主成為必然。消息來源:有線衛星公共事務電視網的Still

當世界都在為大屠殺感到震驚的時候,布什總統表達了他害怕過分情緒化的反應有可能會導致“中美關係的全面崩潰”並“將中國再扔回前蘇聯的手裡”。在6月5日的新聞發布會上,他警告,“這是一個需要我們將長期利益和對中國複雜的內部情況的認識納入考慮後採取理性的,謹慎的行動的時候。” 他強調,美國需要“時間去審視此刻以後的這種至關重要的中美關係的重要的和持久的方面。”

當被問到他為什麼對北京如此的畢恭畢敬,布什回答到,“如果中國被推回它1972年以前的孤立跟壓迫狀態,那將會對所有人都是一個悲劇。”然後,他提出了一個新的主題:“我認為,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其它極權系統中,當人民有了商業刺激的時候,走向民主就是會勢不可擋。”

他說,他不會跟中國斷交,為的是鼓勵中國人“繼續他們的改變。”

布什曾經試圖給鄧打電話,但是並沒被接通,於是寫了一封“發自內心”的信。

他請求到“如果我們讓我們兩國的關係重歸正軌,那我們都對世界和平做出了更多貢獻。”然後,藐視全國的批評的情緒,他派了他的國家安全顧問,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去了北京,這個行程秘密的連美國大使都沒有被通知。

布什在6月4號大屠殺後派斯考克羅夫特(左)秘密訪問北京去緩和外交關係,但是鄧指責美國“干涉中國內政。” 圖片來源:喬治布什總統圖書館和博物館

即便當時,鄧都沒有懊悔之意。還在責怪美國“散佈謠言”跟對於他稱之為“中國的驚天動地的大事”涉足太深。他還指責華盛頓“衝擊了中國利益”和“傷害了中國尊嚴”。他警告說如果美國對於他定義的中共國“反動造反派”不釆取一個更“客觀和誠實的反應”的話,中美關係會陷入一個“危險的境地。”

他冷冰冰的斥責到:“ 斯考克羅夫特先生,我想跟你說,我們永遠不會允許任何人來干涉中國內政。”

在這場舌戰中,斯考克羅夫特一直保持著令人驚訝的懊悔的態度,“正確的或者是錯誤的”,美國人確實是暴怒了,他試圖這樣解釋道,就好像這種在家鄉被如此眾多人感受到的暴怒並沒有特別的道義上的支持一樣。然後,他懇求鄧要看到他大老遠來就是要傳達布什總統把“象徵重要性”放在美中關係上並闡明了“他所做的來維繫這種重要性的努力。” 暗示了布什剛剛否決了立法制裁中國的事實,即使這個立法已經以418票比0票通過了眾議院的投票,斯考克羅夫特告訴鄧他是多麼的“深深感激”, “您願意接收我們對於布什總統現在所在的進退兩難的困境的解釋。那是從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的真正的朋友那來的消息。”

Read:  Deng Xiaoping and Brent Scowcroft’s July 2, 1989 meeting at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in Beijing (PDF File)

引申閱讀:1989年7月2日,鄧小平和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面(PDF文檔)

鄧傲慢的反駁到“沒有任何一種力量可以來代替中國共產黨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總結到“讓我再重複一遍,我們必須看到美國將會採取什麼樣的言論和什麼樣的行動”,把關係破裂的責任全都甩在了斯考克羅夫特和華盛頓方面。

華盛頓郵報稱這次訪問為“對於專制的,血染的中國政府的懷柔的讓步。”華爾街日報攻擊它為“我們時代的最偉大的一次裝聾練習。”但是卡特政府的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一個高級官員米克爾·奧森柏格卻讚揚這次訪問是“一次勇敢的領導力的表現。”無論是什麼,斯考克羅夫特的訪問是一次對於美中關係現在對華盛頓來說有多麼重要的詮釋。

對於我們這些在七週的抗議運動中一直在現場的人來說,斯考克羅夫特的訪問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它是如何讓角色反轉的。並不是鄧這個剛剛用屠殺自己人民的方式玷污了他國家的名聲的人, 去尋求斯考克羅夫特的原諒和幫助恢復美中關係,而是斯考克羅夫特不知何故的最後去央求鄧去原諒美國人感受到的憤怒。同樣重要的是斯考克羅夫特那種恭敬的姿態成為了今後的一個先例:從這以後,每當“這個關係”產生危機,那就一定是美國要來承擔保持足夠的靈活度讓這個關係存續的主要責任。

有些人認為,布什的殷勤來自於他對他在1970年中期在北京聯絡辦公室工作的那些日子的懷念和他所建立的作為美國對北京的第一任官方外交代表跟中共國領導人的私人關係。但是他對於美國領導層在幫助讓中共國在已經存在的國際秩序中轉變成一個更加負責任的參與者的重要性的信念,和布什稱之為他的“全方位接觸政策”的自負同樣在他的恭敬態度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宣布他重啟進出口和世界銀行對中國貸款的意願之後(這本身就是一個重大的讓步),布什第二次派斯考克羅夫特前往北京。然後,在1991年,他的國務卿詹姆斯·貝克也去了,並且確實在中國向流氓政權出售導彈方面得到了一些讓步。但是,他報怨說,獲得這個小小的勝利就像是去了“每年的體檢一樣,並不舒服。”

國務卿詹姆斯·貝克訪問中國進一步洽談中國的領導圖片來源:喬治布什總統圖書館和博物館

布什的政策也暴露了與美國對蘇聯政府等國家政治迫害異義人士不容忍的態度的差距。正當俄羅斯仍然被視為共產主義的暴政之時,鄧的中國現在卻因他們種極權主義的做法獲得了尊重。就像詹姆斯·曼後來意識到那樣,不成文的操作原則變成了:“無論中共國政權的行為多麼可惡,“接觸政策”發起者都不會讓這些行為阻礙到跟中共國繼續的商業來往。”

讓所有人驚訝的是,鄧,他個人並沒有收回在大屠殺後進一步和美國“接觸”的可能性。在讚揚了軍隊官兵平息這場動亂後,他反問他們,“我們改革開放的基本觀念錯了麼?。。。並沒有!沒有改革我們能有我們今天所擁有的麼?”

但是,這裡的重點是:鄧所說的並不是“政治改革跟開放,”而是“經濟改革。”

這是非常精明的一招,當一屆又一屆的美國總統受到“接觸政策”的影響,北京得以躲過了華盛頓更加活躍的反對。事實上,這種“接觸政策”成為了越來越深層紮根於美國信念的一個條款,中國能夠從美國社會的其它層面獲得支持,比如學術界,慈善界,公民社會,還有商界。通過向北京提供“中國不會錯”的政策,美國對這個“接觸政策”的忠誠證實了對於北京的一個巨大的福祉:它可以在一個沒有挑戰的環境下專注於經濟增長,也就是壯大它的財富跟權力。

翻譯:ignoreme;PR:孫行者;Page:拱卒

中美接觸終止

第五部

When Bill Clinton unapologetically attacked his predecessor’s accommodationist policy towards China at the Democratic National Convention in 1992, he promised a “covenant with America” that “will not coddle tyrants from Baghdad to Beijing.”

1992年,當比爾·克林頓在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毫不客氣的攻擊上屆總統對中共國的妥協政策時,他向美國許下一份承諾:不會像對巴格達那樣把北京縱容成一個暴君。

就像他對紐約時報說的,“總有一天,中共國會像東歐和前蘇聯的共產主義政權那樣(產生巨變)”。所以,美國“必須盡力鼓勵這樣的進程”。在布什無條件延長中共國的最惠國待遇時,克林頓貶低此舉是“不合情理的”且“把美國置於人權和民主的對立面是布什政府時期令人痛心的內容”。現在,他的勝利帶給人們的預期好像是要把美中政策推向一個更加對立的方向。

在他贏得大選時,中共國的經濟崛起也越發不可阻擋,這時的克林頓也經歷了脫胎換骨的變化。

但是,在他贏得大選後,中共國的經濟崛起越發不可阻擋,克林頓也一樣脫胎換骨了。像他後來寫的,他開始相信,即使美國不持續施壓,中共國也“會受現代社會驅使,變得更開放”。(諷刺的是,這句話在翻譯成中文時,被北京審查部門刪除了。)

1994年的一次白宮新聞發布會上,克林頓完成了與中共國“接觸”的重生。他宣布,他現在相信“通過促進與中國的交往,我們能最大程度地支持中共國的人權,促進其他我們關切的重大問題”,他還宣布“將人權問題從中共國每年的最惠國待遇中剝離出來。”

這是一個180度的大轉彎,它使美國在中共1989大屠殺後的人權優先政策變得站不住腳。特別是美國商人– 渴望從中共國持續增長的市場中分一塊蛋糕– 開始遊說反對該(人權)政策。負責亞太事務的助理國務卿溫斯頓·羅德承認,一些商人不僅不支持我們,還同中共國一起挖我們的牆腳。。

基辛格這樣回憶江澤民說,“表現的像個和藹可親的家人,他溫暖且不拘禮節,他微笑,說一些軼事,觸碰他的對話者來建立紐帶。。江是我遇到的中共國領導人中,最沒有中央王國類型性格的。” 圖片來源:Joyce Naltchayan/法新社Getty圖片

由於中共國獲得了越來越強的經濟實力,遊戲規則正在改變,克林頓認識到他必須重新平衡權力和經濟利益的關係。詹姆斯·曼直截了當的說,商業已成為“美國政策的指導力量”。憑藉其新的商業實力,中共國開始明白他們可以抵抗美國的壓力,並且,如果他們堅持足夠長久,當危機來臨,華盛頓就會投降。實際上,在1994年5月26日,克林頓最終給予了中共國最惠國待遇地位。

“該政策的效用已經到頭了,”他說,想證明他的立場。“是時候尋找一條新路徑了”。

鄧小平在1980年代倡導的口號再次被提起-韜光養晦等待時機-為克林頓鋪路。他說中共國會收起民族主義和軍事挑釁,這使得中共國的崛起看上去沒有什麼威脅性。同時,美國商人中間對中共國廉價勞動力帶來的利潤和它巨大的市場的日益渴望,也和美國人的一種新的老生常談的邏輯相吻合:“開放市場會導致社會的開放“。這個口號幫助克林頓得出結論:更開放的市場不可避免的會“提升自由精神”,所以即使沒有最惠國待遇的壓力,隨著時間推移,中共國也會開放–“就像柏林牆倒塌不可避免” 。它是一個誘人的夢,到他的第一個任期結束,全面接觸的政策已經形成。

克林頓充實了他的新政策,稱之為“全面接觸”,這緩和了對中共國的排斥且有利於高層交流,甚至同意與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在1993年西雅圖亞洲領導人峰會會晤。1996年7月,儘管中共國在台灣海峽發射了兩枚挑釁性導彈,克林頓得出的結論還是“中共國正在發生的變化的性質,以及他們的領導人看待世界和我們的方式”已經證明了他之前的觀點“根本不對”。

同樣的,他聲稱,美國的目標可能會通過與中共國融合更好實現,而不是相反。像卡特曾經改變方向一樣,到1997年,他的政府也在鼓吹與北京建立“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大衛·蘭普頓形容為“積極誘導、對話和關門”的混合外交”。和中共國接觸的好處,將會成為美國近代外交史上,兩黨戰略最具影響力的和根深蒂固的標誌

對任何經歷了1989事件的人來說,在1998年春天,站在人民大會堂台階上等待比爾·克林頓總統到訪是很夢幻的。從抗議學生跪在這裡提交請願書表達對領導人的不滿才不到10年的時間。也是從這些台階,解放軍在6月4日走下來,作為“人民解放軍”對自己的“人民”開火,製造了20世紀最恥辱的自我傷害。那時候,我發現很難想像中共曾經驅趕這些英靈,它們曾激怒克林頓輕率的宣布中共政府“站在歷史的錯誤一邊”,彷彿只有美國人猜到了歷史上有一些不可思議的民主推進運動。然而,回到天安門廣場,我們發現在陽光明媚的一天,兩位互相微笑的領導人在互相致意,好像在中國這個最具象徵意義的地方,從未發生過那些事情。

更甚的是,雖然編排高度儀式化,但是從江澤民挽著克林頓的手臂從豪車上下來時,極其明顯兩人很享受一起的時光。他們伴著國歌聲,大步走在紅毯上,檢閱儀仗隊,渴望著讓過去成為過去。然後,當官員和記者團體湧進大會堂,一個驚人的消息被散發:江會允許中共國的廣播和電視直播新聞發布會(完全的無腳本問答)。這意味著,如果雙方領導人涉及到敏感的政治領域,將沒有最後的機會審查來刪除記錄。這是江澤民渴望與克林頓平等交流的戲劇性姿態。

實際上,克林頓的阿肯色州老男孩性情讓江很活躍,發布會開始後,他展現了中共國官方少有一定程度上的即興發揮。與這位美國大師的交鋒中,江充滿了挑戰,即使對話轉向敏感的人權問題,江也不屈的捍衛中共國的成績。之後,發布會快結束的時候,他高聲說:“我想知道克林頓總統是否還有什麼補充。”

克林頓繼續道:“如果因為有人謾罵就懼怕個人自由,過度限制人民的自由,那麼你會付出代價”,他顯然享受這種交換意見的方式。他補充道:“我認為,在一個整個經濟都基於思想和信息(自由)的世界裡,會付出更大的代價。”

“很抱歉多佔用5分鐘,”江打斷說,看上去很享受來回交鋒,儘管主題帶有爭議性。“我想說說達賴喇嘛,”驚掉下巴,西藏和他們流亡的宗教領袖是不受中共領導歡迎的話題,尤其是與美國人在鏡頭前談論。儘管如此,江繼續說道,“在我去年訪問美國期間,我發現雖然科學技術教育已經發展到很高水平,人們也享受著現代文明,但是仍然有一部分人相信喇嘛教(藏傳佛教),我想找出原因。”

因為在外交會議上演唱“牧場是我家”和背誦葛底斯堡演說的段落而聞名,江有時候很浮誇,甚至是小丑。但是他也沒有戒備,對熱情的克林頓來說是完美的“接觸對象”。可惜,他是最後一個這樣的中共領導人。

回國後,在不屑一顧地將年度最惠國待遇審查程序與那些充滿人們對世界上不符合他們口味的事情產生的沮喪的傳單進行比較後,在2000年,克林頓批准了中共國的永久最惠國待遇。之後,他又在第二年促成其加入WTO。這兩個舉動都提振了人們的希望:中共國納入美國主導的世界貿易體系,不僅,能降低雙方的貿易逆差,還能促進對方進一步政治改革。

像克林頓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給學生的演講裡說的,“通過加入WTO,中共國不是簡單的同意進口我們的產品,也承諾引進民主制最珍視的價值觀之一:自由經濟”。中共國的經濟越自由化,也就越能全面的解放人民的潛力–他們的積極性,想像力以及他們非凡的企業精神。並且,自由的基因不會再封在瓶子裡。

NARA 瑪德琳·奧爾布賴特,是比爾·克林頓第二個任期的國務卿,希望社會和經濟都有中共國參與,這也會影響到政治和人權的開放“。但是她也說:“鑑於中共政府的本性,這是個漸進的過程,最好是,當然也絕對不是一個必然的過程。” 圖片來源:NARA

他的國務卿瑪德琳·奧爾布賴特還希望“與中共國更大程度的經濟和社會的融合對實踐政治和人權自由具有影響。”但是她也明智的補充道:“鑑於中共政府的本性,這是個漸進的過程,充其量,但也不是絕對是必然的。”

隨著蘇聯的威脅的逝去,克林頓賦予美中政策新的內核邏輯:開放市場會促進更平等的自由社會。“想想互聯網是怎麼改變中共國的,”在2000年,他傳福音似的問觀眾,作為對新世紀的歡呼。“中共國一直試圖打壓互聯網,”他繼續暢想,“可能嗎?這就像想往牆上釘果凍一樣(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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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喜馬拉雅戰鷹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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