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會承擔起對香港的保護職責

圖片來源:udimagen.org

英國前外交大臣大衛·歐文(David Owen)近日在《外交政策》雜誌發表評論文章,文章指出在當前情勢下,中共無視國際法的行為,是世界各國所面臨的共同挑戰。

作者指出,1984年的《中英聯合聲明》是兩位令人尊敬的政治領導人:中共國的鄧小平和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的心血結晶。自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大陸以來,該國際條約總體上在中共國,香港和世界其他地區都運作良好。然而在香港的《基本法》中,要求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確立為地方法律的第39條,與要求將“顛覆國家政權” , “分裂國家” 和“與外國政治組織勾結”引入地方立法的第23條之間產生了嚴重的衝突。這引發了2003年香港民眾大規模抗議活動,使國家安全立法成為熱點問題。

作者認為,香港的僵局是地緣政治的分水嶺。除了對引渡法案的不安之外,中共還單方面頒布了國家安全立法。英國政府及許多國際同行認為,這與香港《基本法》和原始條約之間存在著直接衝突。香港曾經是東西方之間的橋樑,但現在的香港可能會成為東西方之間一條新的斷層線。鑑於中共試圖通過這項法案的迫切程度,毫無疑問,中共是為了阻止民主派候選人在9月份的香港立法會選舉中再次獲勝。因此各國需通過外交途徑來應對這一問題,因為衝突升級無益於任何一方的利益。

作者認為聯合國也將在這一事務上發揮其作用。在本屆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會議上,應為聯合國香港人權特別報告員設立新的任務授權。由聯合國秘書長任命一位聯合國駐香港特使是向前邁出的重要一步,儘管這仍需要各方就誰成為該特使達成共識。在對中共採取升級行動或考慮對香港實施制裁之前,必須將該問題提交聯合國安理會。在15個成員國中,除了5個常任理事國之外,還有10個國家對與香港有關的安全問題都很關注,其中包括越南,印度尼西亞,愛沙尼亞,南非,德國和比利時。當然,由於中共擁有否決權,作者認為建立一個較為非正式的外交論壇是一個更可取的方式。但是同時聯合國憲章也明確規定了安理會在尋求和平決議方面應盡的義務。

作者指出各國間私下的談判已經在進行,但正式的國際聯絡小組還尚未成立。該聯絡小組的方案曾被用來使納米比亞獲得獨立,並達成《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的代頓協定》。最近,有七位英國前外交官員認為在當今的情況下這樣做是恰當的。美國川普總統已經邀請印度,韓國和澳大利亞參加戴維營(Camp David),與此同時,恰逢華盛頓舉行的七國集團首腦會議,在此期間日本同意率先在香港問題上發揮帶頭作用,為建立這樣的一個聯絡小組提供基礎。

作者認為如果中共繼續拒絕為維護聯合聲明的完整性而進行任何對話或談判,它會將香港置於一個更糟糕的境地。美國已達成兩黨共識,對香港官員和經濟方面進行製裁行動。無論未來美國誰為執政黨,雙方的參議員和國會議員,五角大樓或北約組織,還有美國國務院都會對此採取必要手段。中共無論是在海事法,捕魚權,專利,隱私或商業慣例方面,公然無視國際協定,使世界感到震驚。這些日益增加的擔憂雖然在很大程度上被隱瞞,但七國集團外交部長上週的聯合聲明顯示,香港問題已讓所有這些問題浮出水面。

作者指出當下圍堵中共成為主流,各國採取的方法不盡相同。這與1946年民主國家所面對的情況不同。與當時的前蘇聯相比,中共國無論從發展程度還是技術裝備都比前者更先進了,同時軍事實力也在持續增強。基於當下的局勢,各國需謹防南海及其周邊地區發生戰爭的可能性。在這種地緣政治背景下,英國政府必須在確保繼續維護“一國兩制” 方面發揮主要推動作用,這與香港是否是英國的舊殖民地無關,而是與聯合國提出的國際條約作出的承諾緊密相關。英國雖然與中共國以及與南海和太平洋地區的許多國家都有商業利益往來,但根據國際法英國也有義務對香港人民進行人道保護。

作者最後引用了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在1954年6月的白宮午餐會上所說的話,儘管引述的版本有很多,但作者更喜歡其中一條強硬的引述來引起中共的注意,這也正是各國現今對中共所採取的對策,即“先禮後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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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報導:Hakunamatata
校對整理:Ya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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