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界對六四事件的縱容是恥辱 31年後這一切都應該改變

圖片來源:BBC

近日, 保羅•蒙克 (PAUL MONK)在《澳洲人》(THE AUSTRALIAN) 發表了專欄文章《勿忘六四天安門事件的恥辱》。保羅•蒙克(paulmonk.com.au)是美國國防情報局中國事務部的前負責人。 《寂靜地帶的雷霆:重新思考中國》(2005)和《獨裁者與危險觀念》(2018)的作者。以下是文章的主要內容:

在1989年的這一天,中共國軍隊殘酷地鎮壓了自那年4月以來一直呼籲進行政治改革和實現更大民主自由的沒有任何武裝的學生。從那時起,中國共產黨就試圖從歷史上對這一事件進行模糊處理,即使外國媒體也少有提起此事。為什麼我們應該拒絕忘記六四天安門事件有如下幾個原因:

那是中共國專制擊敗民主的一天。這次失敗在為今天中共的極端威權主義和個人崇拜做了鋪墊。鄧小平從1979年鎮壓民主牆開始,十年來一直拒絕接受嚴肅的政治改革。但是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是一個分水嶺。在中共統治下,我們在中共國看到了奧威爾式的監視和鎮壓與1989年天安門廣場的青年學生所呼籲的「一個更加開放,負責,尊重人權的民主政府」形成了鮮明對立。直到現在,中國共產黨卻仍然堅持否認當年對學生血腥鎮壓這一事實。

在中共對新疆所採取的極權主義措施中,我們可以看到這種鎮壓的可怕後果。現在中共用《基本法》和港警的腐敗行為引發了香港動蕩;如果台灣的民主政權不符合中共政府方面的要求,就會受到武統台灣粉碎台灣民主政權的威脅。

在中共應對中共冠狀病毒病毒爆發中,逮捕並監禁新聞工作者和醫務人員,使他們緘默不語。壟斷信息,因此嚴重延遲了病毒爆發的全球警報;現在正在脅迫澳洲政府和世界其他國家政府接受其宣傳,而不是對中共冠狀病毒的起源進行獨立調查。

太多的西方政治人物在天安門事件上對中共採取了曖昧態度。他們選擇了為中共辯護而不是義正言辭的聲討,如前德國總理赫爾穆特•施密特(1974-82)就說,中共採取的軍事鎮壓是由學生挑起的。美國總統喬治•HW•布希(George HW Bush)或威廉•奧弗霍爾特(William Overholt)的說辭甚至更過分:「雖然政權解體是另一種選擇,但我們都需要對中共保持耐心。只要我們堅持「建設性參與」幫助中共融入國際自由秩序,它就能適時改革開放。」

我們共同做到了,但後果顯而易見。中共國被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並被西方和發達世界的理事會接受,投資其中,在各個方面都做出了讓步。市場也開放了,中共被允許保留其國有資產,國有銀行,由國家主導的證券交易所,但由中共主導的司法機構,缺乏新聞自由,同時享有貿易和外交上的所有好處。這一切都令中共可以圖謀破壞自由世界秩序,並不斷擴大專制權威的全球影響力。

所有這些都足以使我們回想起天安門廣場的大屠殺,為此應採取更加謹慎的戰略政策,將中共視為異己。但是,除了對中共的對內專制統治,地緣政治野心和對美國無休止的顛覆而感到擔憂之外,中共野心圖謀應遠超與此。正如香港學者在《中國的民主:即將到來的危機》(哈佛,2019年)中所論述的那樣,中共正朝著一場大規模且不穩定的合法化危機邁進。因為中共謊稱中國社會已經是「民主的」,而事實上中共對內實施著令人恐懼的專制。

我們可能會面臨世界上最糟糕的情況:中共國秩序和經濟增長的崩潰;未能成為其他現代國家信賴的一員;且與民主國家公開對抗。

天安門事件使中共走上了錯誤的政治道路。我們未能糾正。在此之前,胡耀邦和趙紫陽等人激發了在中國建立全新政治關係的希望。那天希望破滅了,但我們仍然有許多人不會放棄這一希望。經濟實用主義勝過了政治原則和保守地緣政治。我們禁止與重商列寧主義的中共國進行貿易。現在我們雙方都面臨著巨大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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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報導:明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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