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奸之策:中国人长期生活在“正不压邪”环境里

作者:文见歧

现在中国这个社会,是一个乾坤倒转的社会,讲诚信有教养的君子反而得不着尊重。粗野蛮横的小人,反而可以建立威信,这真是黑白颠倒的怪现象。说真话的人,卑琐的像个小人。而说假话的人,一本正经的像个君子 ​​。

网友春分先生说,在中国,一个老实做工的工人,一个守法做生意的商人,一个辛苦种地的农人,一个认真教课的教师,一个不收红包的医生,一个不欺负人的警察,是永远富裕不了的,也不会得到社会的尊重。这就是我们这个社会必须变革的原因,因为它充满了丑恶与堕落。

在这个国家:有正义感是很危险的,有良心也是很危险的,说真话更危险。而相反:见利忘义非常普遍,给有权势的溜须拍马活得非常滋润,说谎话、说套话、说大话、说梦话都十分安全。所以这个国家里的人们,就是忽悠与被忽悠的关系,很少有诚信,更多的是虚伪 。

中国社会绝大多数成年人都是“犬儒主义者”,按照罗永浩的说法,比例是95%。犬儒们是心理阴暗的人,这种人经常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见不得别人好,见不得别人精致有理想。因为他的理想破灭了,他就不许你有理想。你稍微正直善良一点,他就来气,他就欺负你,会认为你是一个easy target。我跟人相处,所遭到的最多的不快就来自这些狗儒们。这种人中国社会最多!我经常觉得我国人民价值判断出了很大的问题,主要的原因是我们一直生活在一个长期“正不压邪”的环境里。好比说因言获罪这样荒谬绝伦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好比说鸿茅药酒恢复销售,好比说强拆、ba0力只法长期得不到治理,好比说新闻联播报喜不报忧……这些都是典型的“邪压着正”。这就是逆淘汰啊!

逆淘汰就是《商君书》中的以奸驭良,实行“任奸政策”,就是以恶民统治善民,以奸民统治良民,坏人容易得势,这是黑暗专制的统治内核。商鞅创造性地发明了“任奸”政策,以奸驭良就是用流氓对付君子,或者直接任用坏人去管理好人。选拔官员不能选那些讲良心道德的,假如用优秀分子来管理奸民,那天下必然大乱。要用厚颜无耻、心狠手辣的流氓来当头领,他们会把恐吓和欺骗手段用好用足,善良的人民只得忍气吞声,兢兢业业夹着尾巴做人,那就天下秩序井然。用不义对付正义,实行流氓政治,小人政治,官场崇尚逆淘汰。商鞅公然教唆当权者搞流氓政治和黑社会统治。他说:“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

商鞅明明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奸”,但就是要利用“奸民”为谋一已之私、不惜损亲害友诬邻陷僚的特性,让他们充当国家的残民帮凶和急先锋。这种“奸民”在平日里是政权的铁杆拥趸,呈现出“爱国主义”面红耳赤的狂热特征,而当政权更替和外族入侵的时候,正是“叛徒”的群众基础,往往集体转正为“汉奸”。

有一种时代,怎么看都像一个盛世,国家好像很强大,尤其是显得特别稳定。但是在这个国家里面,“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如果出了一个有才能的人,一个有才华的老百姓,一个有天赋的人民,那么周围一百个无才无德的人就会监督他,束缚他,甚至到最后杀掉他。而且这种杀他的是什么呢?不一定是消灭他的肉体,是消灭他的“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这种时代怎么看,都像是一个盛世,但是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在这样的国家里面,不仅我们找不到一个才士,一个才商,一个才民,有才能的知识分子,不要说这样的人我们找不到,甚至我们连才偷才盗也找不到了,小偷和强盗甚至都不需要技术含量都可以作案了。专制政府通过对个体的天赋和发展空间的挤压,最终让一个民族失去了活力,唯一得利的就是专制君主本人和他所代表的那个统治集团。

专制政体扼杀人性,在它内部,任何最具有自由精神,最具有思想能力的优秀个体,都遭到扼杀,默默地窒息而死。能够存活下来的只有那些在逆向淘汰中选择出来的具备这个邪恶文化体全部特征的卑劣个体,即信奉奴才哲学,太监哲学的那一类人。

这些,都是我们伟大的射秽主义的逆淘汰制度决定的必然现象,因为我们长期生活在“正不压邪”的社会里,也就没有了是非感。比如如果我们长期生活在一个充满臭屁的空间里,就会认为屁也芬芳馥郁。xxd是最大的邪,是魔鬼在统治中国,在射秽主义社会里,当权者都是流氓,用谎言和暴力统治国家。

《通往奴役之路》第十章的标题是:为什么最坏者当权?他驳斥所谓的“现存的极权统治的恶劣,是由该统治者品质造成的,与(极权)制度无关,因而是一桩历史偶发事件。”本章深入分析在极权社会管理阶层上发生的普遍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指出其绝非偶然现象,而是极权社会运行的基本法则,即“精英淘汰制”。

第一,低素质的社会大众。在极权社会中,一个人数众多、组织严密、意识形态统一的团体,往往不是由社会中素质较高的人构成。原因在于:人们的教育水准越高,理智越强,其观点和趣味就越独立,也就越多样化,因而就越不易认同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因此,高度划一的看法和意志,势必降低团体的道德标准。同时,也只有这样的群体,才便于独裁者掌握控制,以达到其政治目标。另外,大多数人是并无自己的坚定信念的,适足成为被灌输的土壤。

第二个原因就是:不断地向群众灌输极其简单又极其粗糙的不需思考的信条。这样,最坏者将得到一切温顺的和易受骗的人的支持,这些粉丝没有坚强信念而只准备接受一个现成的价值体系。只要“大声地、喋喋不休地向他们鼓吹这种体系的话”;那些思想模糊、随波逐流、感情与情绪易冲动的人就会接受他们的体系。

第三个原因是:不断地煽动仇恨。最坏者都是训练有素的政治煽动家,他们利用忌妒等大众心理,强调“我们”与“他们”间的鸿沟,划分“敌我”,以凝聚自己的团体,故他们易于成功,这也是坏人易得势的原因。

人性的一个基本法则是:“人们赞同一个消极的纲领,即对敌人的憎恨、对富人的忌妒比赞同一项积极的任务要容易些。”“在德国成为敌人的是犹太人,一直到‘财阀阶级’接替了其地位为止。这和俄国把富农挑选出来当作敌人,同样是整个运动都以之为基础的反资本主义的不满情绪的结果。在德国或奥地利,犹太人曾被视为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因为人民当中广大阶层对经商怀有传统的厌恶,致使犹太人更容易接近经商这个受歧视的职业”。

第四,不择手段,践踏道德底线。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是:目的可以使手段正确。因此,“只问目的,不择手段”是合法的。极权社会的一个基本的假定是:如果我们的行为是“为全体谋福利”的,则天下没有什么事不可做。其结果,是对一切道德价值的否定。因此,这就是那些肆无忌惮为非作歹的人得以爬上高位的关键,也是斯大林能残酷杀害那么多“同志战友”的原因。这就表明,“哪里存在着一个凌驾一切的共同目标,哪里就没有任何一般的道德规则的容身之地。”品格完善的人难于在极权社会中居于领导地位。因为在该社会中,许多坏事都是以“共同目标”的名义、以“革命”的名义而施行的。所以,存心干坏事,乃是增进权力、爬上高位的必由之路。因道德良知而无法做这些事的人,将被摈弃于权力之门外。

(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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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li
1 年 之前

是的,太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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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yfish
1 年 之前

文章写得太对了!这才叫一针见血,直捣黄龙!确实,在目前的中国,愚昧的人是大多数。当然,他们不是天生愚昧,而是被共党数十年如一日的奴化教育所塑造的。他们成功地活成了共党所期望的样子。对于这些人的态度和做法,决定了推翻共党之后的中国将走向何方。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开民智,立民心这类思想观念上的问题,中国的道路还将充满变数。当然,这是后话。就目前来说,应该让文章中提到的那“5%”醒来的人尽快团结起来。一起做事,一起行动,一起去和邪恶势力战斗!真正让正义在中华大地上重新昌盛!这也是盗国贼们所惧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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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09
1 年 之前

灭共 回归正常。
女人不用和官员睡觉。
男人,不用在官员的办公室门口守着自己的女人和官员睡觉。
有人说,我就是官员啊,呵呵,
那加一条,官员,不用开会的时候戴尿不湿,
因为不用担心随时有人冲进来说:你违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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