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坏的时代做最好的人

作者:Diago

在中国,每一起公共事件都在拷问我们良知,在红黄蓝幼儿园事件浮出水面之初看到家长痛不欲生地诉说孩子们的遭遇,就在同学群里说起红黄蓝事件,有位北京的同学阴阳怪气的说,你有证据吗?我回应说,你感觉家长们会拿这个事来炒作吗?同学的回复忘了,最后只是在群里回了一句,你这个傻X,从此退出同学群。

在红黄蓝幼儿园事件之初,我们不知道别的,我们只知道我们是父母,这些孩子们所遭遇的,这些父母所遭遇的,我们感同身受,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孩子会遇到这些,所以我们愤怒、我们转发,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和我们一样的,我们这样的人在中国基本都会有一个标签——愤青,这种带有讽刺意味的标签一方面寓意着你是个不成熟的人,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你在做一些“没有用”的事,那么什么是“有用”的事呢?不外乎是取得好成绩,找个好单位,娶(嫁)个有钱(势)的人,保证自己的家人吃得饱、住得好,如果再有些本事,就使劲挣钱或者捞钱,就行了,除此之外别管别的,你管不了。这是我们经常会得到的“善意”的劝告,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在微信或者QQ上发出一些“不合时宜”的批评性的消息或文章,不用组织关心你,我们自己的亲戚朋友往往会对你进行审查,发这些干嘛?发这些东西“有用”吗?当你回复既然没有用,为什么要害怕?发这些东西能不能推翻共产党?亲戚朋友们的回复往往是,我们此生见不到共产党的灭亡,你就把心放到肚里吧。你发这些东西让共产党不高兴,共产党就会“治”你。再进一步的问,那我的孩子吃得奶粉我不知道是不是安全,我的孩子打得疫苗我不知道有没有问题,我要不要问问政府?亲戚朋友的答复就是:你不要问,你让别人去问。当面对这些驼鸟言论的时候,我总是哭笑不得,完全是鸡对鸭讲,你没有办法和劝你的人讲我们自己应该有的担当和我们作为父母的责任。

这几天郭先生的爆料一直在刷新我们想象的底线,陈峰可以边和怀里的女孩“双修”边看着与他一起创业的战友王健的尸体被肢解,红黄蓝幼儿园的孩子们原来是被王歧山、孟健柱、孙力军、陈峰这些人来“双修”的工具,我们面对的这些人还是人类吗?我们有今天是不是因为我们前世作孽太多?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也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的祖辈和我们的父辈包括我们自己,是不是有原罪?中共在中国为祸七十年,到现在,我们呼吸着雾霾、吃着毒食品、喝着被污染的水、脚下是被污染的土地、孩子被注射着不明不白的疫苗,这个清单会拉得很长,我们说了,我们可能被喝茶,可能被“寻衅滋事”罪,这个时候我们不光推不翻共产党,我们自己的生计都成了问题,更甚一步,如果你再不老实,政府把你列为“失信人”,你在中国将寸步难行,不能坐飞机、高铁、不能离境,再甚一步,你的孩子在将来就学、就业等方面都会受到影响,当然了,更不能有机会当公务员。在这个国家,你说真话、你跟政府讲道理,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那么我们的抗争到底有没有用?这个时候我就想起了香港填词人林夕在台北自由广场举行的“撑香港,要自由音乐会”上说的“旁观者会问这样有用吗?武力不对等、势力不对等,有用没用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每个人都要吃饭,每个人都要终究有归于天堂的那天,当然有一些人,地狱的位置留给他们啊…我就检讨一下我自己,每一滴眼泪,每一份愤怒的那个是不是有用没用,既然那么计较有用没用,我也算一下我也检讨一下,我发现所有的悲愤,所有的眼泪都不是没用的,我觉得愤怒过后,眼泪哭干以后,所有那些悲愤,所有眼泪,所有悲伤,都是我们能够做对的事情,坚持下去的一种力量…我引用一个昨天晚上给警察攻进去的香港理工大学一位同学讲过的,我们不是因为认为判断有希望才坚持下去,我们相信坚持下去才有希望!”,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盗国贼已经“进化”成为魔,他们做了禽兽都做不了的事情,在这个最坏的时代,我们跟随爆料革命,用我们的愤怒、用我们的眼泪、用我们的文章让我们在最坏的时代做最好的人,也让我们见证最坏的时代走向灭亡。

(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 发布:GM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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