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第二部分)

作者:小明

第三种病根:好孩子主义

除了以港独和经济理由来谴责香港示威者外,还有一种自以为义正严词的谴责理由,那就是认定示威者使用暴力,应该得到警察的强力镇压。在经历过721元朗事件、陈彦霖女士死亡事件、警队一日释放千枚催泪弹等等一系列的事情后,如果还有人只看到示威者这一面的暴力的话,那他肯定是偏颇的,因为他完全忽视了这些事件存在着警察滥权及过度执法的现象。如果这种人还口口声声说,这些事件都不足以说明警察有滥权及暴力执法的话,那他是自己在骗自己,因为他根本忽视这些事件中存在的诸多极不正常的现象。近日香港区议会选举的结果,已经清楚揭示了香港人认为是警察暴力,而不是示威者暴力。

面对如此明白昭昭的事,为什么就还是会有人宁愿自己骗自己,也不愿意承认事实呢?我们还是要先澄清,自己骗自己这回事本身并不意味着是病态的,因为在面对很多我们无力解决的情况中,我们都需要自我安慰,尽量把事情想得美好些。但我们在做出这种自我安慰时,是清楚地知道事实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我们只是暂时不去认真计较事实而已。对于这种自己骗自己的情况,我们认为是正常的。我们认为不正常的,是指即便有人告诉他事实,他不仅拒绝接受,还会认为人家在歪曲事实,坚持自己的看法不可能不符合事实。

我们在判断一件事情是否属实时,首先一定是要先看到这件事情的发生,但即便我们亲眼见到这件事情的发生,我们也要事先拥有足够的知识来理解这件事情的意义,经过我们的认知并定义后,才有所谓的「事实」可言,否则就只是一连串无意义的物理现象而已。例如,一个小孩即便看见两个成年人在调情,但他是不会认知到调情这个事实的,他只会看到两个成年人在诡笑着说话。

对于那些拒绝承认香港警察滥权的人,我们有铺天盖地的视频及受害者的口述,来向他们证明香港警察的确滥权了。如果他们见了这些视频,听了受害者的口述,还是拒绝承认香港警察滥权,那么如果这是个智力正常的成年人,那么这只有一个可能,他拒绝用常识来去理解他所看到的东西。这样的人,即便看到警察突然转身拔枪射杀一个手无寸铁的少年后,他第一个反应不是警觉这个警察暴力执法,而是认定那被射杀的少年肯定是活该的,即便他不可能事先知道那活该的理由。

这样的人之所以拒绝用常识去理解眼前事物,只能是因为他已经预先设定好了一套解释话语,任何他所见到的事物都不能与他既定的解释话语冲突,于是事情在他眼前呈现的,不是事情原来的样子,而是按照他喜欢的解释话语去筛选、去切割、去重新定义的。这种拿自己的解释话语去代替一般常识的人,一百年前中国大文豪已经生动描写过,那就是「阿Q」。

然而,这样的人与鲁迅笔下的阿Q相比,还是有点不一样。阿Q无法承认的事实,是他自己的不幸,还有别人对他的伤害。而对于那些拒绝承认香港警察滥权的人,他不承认的事实,是别人的不幸,还有别人所受的伤害。这样的人根本不需要像阿Q那样安慰自己,因为受伤的是别人。那么我们可以推论,这样的人之所以拒绝承认事实,不是因为为了要安慰自己受伤的心灵或自尊,而是因为恐惧自己所熟悉的世界会突然崩坏。

这种现象明显地表现在陈百祥身上,在他与杜汶泽于11月5号的《视点31》对话的开场白里,就已经表现出他没有勇气去接受他现在看到的香港,害怕承认香港的警察已经变成黑警,他的恐惧也使他无意中表达出他「不想在乎」四种东西。他的开场白是这样的:「他有他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第一、不想在乎别人的看法),我觉得这几个月对香港来说是个悲剧,无论怎样,自我出生英治时代到现在都好,从来没见过这么乱的香港,就是不管发生什么都好,要求什么都好(第二、不想在乎事情的起因),但是看到的就是暴力(第三、不想在乎事情的其他面)。那暴力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呢?现在大家看不到,也未必等到(第四、不想在乎事情的后果)。」

陈百祥的开场白使我们充满疑惑,一个人若不想在乎别人的看法,还有事情的起因、其他面和后果,那他要怎么理解世界?那他之前又到底是怎样理解世界的?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可以让他在乎去理解世界?如此荒谬的态度,也就难怪惹得杜汶泽哭笑不得,即便他再大声陈述事实,但陈百祥就是听不进去。

陈白祥的态度之所以显得荒谬,是因为他的四种「不想在乎」,正是我们观察事物的来龙去脉,追求真相所需要的四种「一定要在乎」。这也就意味着,陈白祥其实根本不在乎一件事情的真相,他只在乎这件事情看来是否符合他既定的认知。然而他既定的认知又是怎样形成的呢?如果他既定认知的形成,一开始就不是建立在他主动观察真相的过程中,那我们便可以断定,他是早已经习惯被动地由一个权威来灌输他怎样理解世界。一个习惯被动地听从权威的说话,而不愿意主动观察真相的人,我们认为他的病根是「好孩子主义」。

「好孩子主义」很可能是因为东亚的教育方式导致的。东亚的教育方式,一般不鼓励孩子独立思考,因为大人很不愿意回答小孩诸多刁难的问题,更倾向以权威的口吻让小孩听话。这种教育方式最常使用的教训词汇是:「你要乖」、「你要听话」和「你要表现好」。这些教训词汇用在小孩身上是好的,但用在成年人身上则是贬义的。所谓的好孩子主义,就是指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已经习惯被动地听从大人的教训,只想做个又乖又听话的好孩子,以至于长大后他习惯不对事情寻根问底,倾向接受既定的秩序,不太能接受剧烈的社会变革。

或许会有人说,好孩子主义是东亚人的文化特征,这有助于集体纪律及社会秩序的维持,不应该单方面地苛责。我们认同这样的说法,我们之所以说好孩子主义会变成病根,是特别地针对那种因为害怕真相会与自己的认知有出入,即便真相事关人道危机,也会故意不去追求真相的病态性格。这种性格之所以病态,是因为将自己习惯的看法,置于道德价值之上,即便知道自己不了解事情原委,但为了维持自己的舒适感,还是会拒绝去追求真相,甚至不愿意别人把真相说出来。这就像一个小孩,摀着耳朵摇头大叫:「我不要听!我不知道!我不要听!我不知道!」我们能为这种人找到的最贴切标签是「长不大」。

日常生活中我们使用「长不大」,通常是会用来形容那些刚出社会,但心里又抱着学生时代天真想法的年轻人。他们知道社会是残酷的,但又希望别人无条件地迁就自己。面对前辈的教训,他们只想着对方没有好好理解自己,但又不愿意去理解对方。他们心知肚明对方的教训是有道理的,但始终不愿意承认,于是很不愿意跟前辈认真地谈论一件事,总是喜欢换话题说话。

陈百祥就表现了典型的「长不大」病态。在《视点31》的节目中,面对杜汶泽大声地陈述事实,陈百祥就硬是听不进去,或许有人会为他开脱说是因为他没有看到证据,但事实上陈白祥并不硬要杜汶泽拿证据来,而是强调自己有自己的看法,但又一再声明自己不了解事情的原委。他频频地跑题,不愿意与杜汶泽针对一件事深入讨论下去。难怪杜汶泽在事后的访问中表达他跟陈白祥根本就吵不到架,因为他刚提起一件事,还没开始吵,陈百祥就直接否定然后又往另外一件事谈去。这正是「长不大」病态的表现,不愿意深入谈论一件事情,只想赶快结束话题,因为意识到自己很可能不对,但又不愿意承认,以至于只能用如此婉转的方法暗示性地哀求对手不要再说下去。

「长不大」的病态如果恶化下去,就会造成「巨婴」。

巨婴这个词,是由大陆心理咨商师武志红发明,用来描述大陆人各种缺乏安全感的现象。其内容是指一个成年人像婴儿般,以为自己是全世界的中心、不能独立、对事物的看法只能是非黑即白的。我们这里用来描述「长不大」精神病态的恶化,主要是指第一个特征,即认定所有的事情都要迁就其想法。武志宏对巨婴症产生的解释,是指因为婴儿期得不到满足而导致。在我们这里,是指因为始终拒绝去自己寻求事情真相而导致的。

对于一个具有正常心智的人来说,当听到有人对一件事情的看法与他自己的看法冲突的时候,当然会不免地对自己的看法产生怀疑,于是会找机会去收集资料来求证,害怕自己的思想落伍,跟不上别人的步伐。长不大的病态并非是不能痊愈的,只要他发现有太多人的看法与他的看法冲突,他也就会发现自己是少数,害怕落伍的心态会逼得他不得不寻求事情的真相,最后也就会「长大」了。那么如果这个人知道自己是少数后,还是不愿意去寻求事情的真相,甚至特意去拿一些个别案例来证明自己看法一直就是对的,那我们就可以断定,这个人是主动地去脱离现实,甚至认为自己是被大多数人不理解,反而把自己想象成受害者了。他的精神病态恶化到把自己当成一个完全不需要去负责任的婴儿,认为所有他见到的人都要呵护他,照顾他,只要他哭他闹,他就有权利要求所有人去迁就他,这就是「巨婴」。

林郑月娥身上就表现出典型的巨婴病态。回顾林郑的成长史,她果然从小到老一直努力做个好孩子。小时候考试要考第一,长大做官了,不计一切代价也要把上级交付的任务完成,即便民意反对,她就是一味按上面的指令办事,夺得「好打得」的称号。如今变老了,她甚至主动向中共献殷勤,强退送中条例,是现在反送中运动的始作俑者。不管遇到什么批评,林郑总是认为人家是针对她,是无理的,她是不可能错的。有关其这方面的新闻不胜枚举,香港人是熟知得不能再熟,稍拣几个就足以说明她是如何病态到脱离现实。

最开始使我注意到她的巨婴病态的,是在2018年3月8日她对立法会议员邵家臻的回答。当时香港流传一种观点,认为粤语不是母语,只是方言。这让香港人害怕自己的母语,即粤语教育或被普通话教育取代。邵家臻于是在立法会上试探特首林郑的意见,用粤语问道:「特首,你的母语是什么?」林郑用粤语回答:「对不起,我不回答这么无聊的问题。」显然林郑无法否认她的母语是粤语,但她也不能直接承认粤语是母语,因为这会有碍于她日后推行普通话教育。对于一个稍有社交常识的人,都会明确表达立场后在为自己的立场辩护,但林郑不仅逃避问题,害嫌弃人家不应该问会令她为难的问题。她贵为特首,但毫无担当,反而要人来迁就,这就是巨婴。

第四种病根:怕麻烦主义

上述的三种病根,都是我们从当前那些谴责香港示威者的言论所分析出来的,还有一种人,声称自己两不沾边,即不谴责香港示威者,也不支持中共。这种中立的表态,如果是出自于一个中国人之口,那就表示这个中国人已经偏离道德常识了。

一个人对于一件事情表态中立,也就等于表态置身事外,那这个表态要符合道德常识,需要满足两个前提。第一、表态中立的人本来就非当事者。例如,某甲走在路上,突然看到两个人正在打架,两个人一起瞪了他一眼,某甲急忙表态两不相帮,然后匆匆走开,这是符合道德常识的。第二、表态中立的人虽然原本是当事者,但出于某种原因,所有的当事者都同意他不再继续掺和。例如,一家人吵架,突然某个家庭成员举手说自己谁都不帮,如果其他所有家庭成员都同意,他的确可以马上起身走人,这也是符合道德常识的。

而一个中国人表态自己在当下的香港问题上要置身事外,除非这个中国人事前已经下决心从此不再说中文,那么他就首先是当事者,而在事实上他也不可能知道其他所有中国人是否同意他置身事外,那么他就是不可能满足上述两个前提的,所以他表态中立,其实是不符合道德常识的。请注意,我们所谓的「中国」是指文化认同的,一个在文化上认同自己为中国人的人,必定意味着他把自己当成中国文化的传人,那也就意味着他给自己赋予了传续中国文化的责任。如果他要放弃这个认同,也就意味着他拒绝传续中国文化,那么他必定要下决心从此不再说中文,因为只要一说中文,他就等于以其言谈举止表现中国文化。就此而言,很多那种一直说着中文,但又声称自己不认同中国文化的人,其实是不负责任的。不过这个问题不是我们的主题,我们还是回到香港问题。

一个拥有文化认同的中国人,就算他不是大陆人,也非香港人,仍不改于他在当下的香港问题上是当事者的事实,因为现在的香港问题之所以已经上升到中国文化的传承问题。因此,对于一个认同中国文化的人,如果他声称自己要置身事外,也就等于他漠视自己具有传承中国文化的责任。如果他还想以后继续说中文,那他的中立态度其实是偏离道德常识的,也就是具有精神病态的,接下来我们要找出的是他背后的病根。

首先,香港问题已经上升到中国文化的传承问题,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不承认这个事实的中国人,若不是因为他从来没有看过相关报导,若不是因为他还不是个智力发展完全的成年人,若不是因为他虽然是成年人但没有接受过正常教育,那么他就是自欺欺人,他已经是病态的了。对于任何智力发展完全,以及接受过正常教育的中国人来说,都知道香港是全球贸易中心,那么其事态的发展当然牵动全球的目光,所以在香港发生的任何大问题,都等于是国际事件。除此之外,只要是看过相关报导的中国人,都知道现在的问题焦点在于,身为执法者的警察是否滥权、是否变成黑警,这就已经不只是法律问题,还事关道德价值判断的问题了。那么,现在香港问题既是国际事件,又事关道德价值判断的问题,且香港当然是文化中国的一部分,那香港问题的未来发展,即等于是在向世人演示中国文化的道德伦理,也将决定性地影响未来中国文化道德伦理的传承。这是一个大家心知肚明而不用明说的事实。

其次,表态「中立」与表态「不知道」不是一回事。对于一个心知肚明上述事实的人,当有人问及他的态度时候,如果他因为害怕被中共报复,他大可表态「不知道」。这是我们看到的很多大陆人在香港接受国外媒体街访时的反应,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并不认为这是偏离道德常识的。我们只会为他们感到可悲,并只能苦笑。而如果一个中国人,心知肚明上述事实,仍要表态自己是中立的,其实也就漠视自己既然说着中文,就有责任指出按中国文化的道德伦理,香港警察如此处理示威的方式,到底是对还是错。这也就意味着,一个对这个问题表态中立的中国人,其实也就等于他不在乎中国文化在世人面前会是什么样子的,也不在乎中国文化未来的传承。

那么,为什么这样子的一个中国人,既然已经是认同中国文化了,但又会漠视自己有传承文化的责任呢?如果这个人承认自己虽然认同中国文化,但其实不了解中国文化,那么我们是可以理解的,那这个人也就应该奋起学习,之后表态。如果不是的话,那么这个人漠视自己的责任,只能是因为他怕麻烦,我们称这种病根为「怕麻烦主义」。

「怕麻烦主义」专门指这样的态度,即知道自己有责任去做一件事,也知道自己有能力去做这件事,但就是不想负上责任,因为认定这个责任会为他带来麻烦。要澄清的是,怕麻烦主义本身不能说是对是错,对于一些无关痛痒,而又不影响他人的责任,当事者因为怕麻烦而不去做,这是没有偏离道德常识的。但对于一些影响他人的责任,当事者因为怕麻烦不去做则是偏离道德常识的。显然,传承中国文化是任何中国人的集体责任,任何中国人都没有充分的道德理由,可以因为怕麻烦而不去承担,除非这个中国人早就放弃中国文化了。

因为怕麻烦主义而造成的病态,我们称之为「呆子」。

日常生活中我们使用「呆子」来形容人,通常是指这个人迟钝、不明事理和不知天高地厚。而我们之所以会认为这个人迟钝,一定是因为这个人搞不明白他的所作所为,将会为他带来什么后果。同样的道理,那些在香港问题上表态中立的中国人之所以可以被称为「呆子」,也就是因为他们搞不明白自己置身事外的态度,将会为自己和其他人带来什么后果。

这些人搞不明白,传承中国文化之所以是个集体责任,就是因为「文化」是在集体的交往之中形成及变迁的。这个文化里的任何成员,其任何向他人展示的言谈及行为举止,即等于在向他人示范他所属文化的种种面向;同样的,当有人问及他关乎道德伦理判断的问题时,他任何的评论,也都在向他人示范他所属文化的道德伦理。如果他的示范是坏的,那也就会对其文化有坏的影响,反之亦然。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轻视我们在互联网上的留言,因为我们的留言就是在做示范。如果有做出坏示范的留言得不到他人做出好示范来反驳,那么就会让人以为这个坏示范是可以被接受的,而这就是这个文化堕落的开始,而后果由这个文化的全体成员一起承受。同样的道理,当有中国人被问及在香港问题上谁对谁错,如果他表态中立,那他就等于是在示范:我们不用在乎香港是否有黑警、我们不用在乎香港示威者是否受到暴力对待、我们不用在乎香港是否会失去自治的环境、我们不用在乎中共是否有兑现五十年不变的承诺,种种这些,也就是在示范:我们不用在乎我们中国文化的道德伦理会变成怎样。那他也就搞不明白他这是在示范:我们可以放任我们中国文化走向堕落。这就是迟钝,这就叫做「呆子」。

呆子的病态广泛表现在许多大陆精英身上,他们被钱理群教授称为「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按照钱理群的定义,他们以一己利益成为他们言行举止的绝对目的,他们又能精致地用各种方法来达成自己的目的。其实他们就是呆子,因为他们怕麻烦不愿意承担集体责任,所以他们不管再怎么精致,也始终要受罪在一个糟糕的体制里。那些在香港问题上表态中立的人,自以为精致聪明地让人找不到口实来给他贴标签,以为这就不会与人起争执,其实在具有正常道德常识的人看来,他们就是呆子。

与前三种病根的情况不同,呆子病态的恶化有两种,一种叫做「奴才」,一种叫做「反社会」。

一个呆子在长久地拒绝承担集体责任后,如果察觉到自己身处的文化环境已经出现恶化,并幡然悔悟及勇于表态,那他是可以完全痊愈的。这个现象发生在今天许多的香港人身上。他们在2014年的雨伞运动中拒绝表态,在过了五年后,终于知道自己当初置身事外的态度,其实就是放任梁振英及林郑月娥等之流的建制派向中共献媚,以及破坏香港的自治,才导致了今天不可收拾的局面。于是他们勇敢地上街表态,承认自己对不起梁天琦,拒绝任何的妥协,这证明他们已经不呆了。

一个呆子如果在知道自己的文化环境恶化后,还仍然选择置身事外的态度,还要继续向人示范可以继续放纵自己身处的文化环境恶化下去,那么这个呆子如果没有抱着侥幸心理,没有自信能幸免于因为文化环境的恶化而对自己造成的伤害,那么我们可以断定,他的精神病态已经恶化成「奴才」了。

我们这里使用「奴才」作为标签,跟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没有关系,而是指他的精神状态。试想一下,一个人既然没有抱着侥幸心理,还愿意放纵文化环境恶化下去,那也就表示这个人已经放弃自己的命运。他就是不愿意承担集体责任,始终表态中立,他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可以接受其身处的文化环境任何程度的堕落,即便他深受其害,他也无怨无悔。这种把自己放弃掉,宁愿受罪,认为站起来竟是一种麻烦的人,我们能够为他找得到的最贴切的标签,就是「奴才」。

奴才的病态广泛发生在现在的中共基层党员身上。从2014年开始,中共集权的意识形态运动越演越烈,学习会议越开越频密。照理说,那些基层党员既然经历了这么多次的开会学习,应该熟知中共的意识形态逻辑向来是宁左勿右,因为左倾是方法出了问题,右倾是立场出了问题,那么从2014年开始的中共集权运动肯定是不会停下,只会往极端的方向走,那上层对基层的压力一定是只会加重,不会减轻。如此简单的常识,对于一个心智正常的基层党员来说,如果他还不把自己放弃掉,他早已经想办法逃出去了。如果他知道这个常识,还想都不敢想能逃出去,始终默默地照办着上面压下来的指示,那显然他已经把自己放弃掉,这就是典型的奴才病态。具有奴才病态的人,当需要督促身边人员做事的时候,最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党让你干啥就干啥!」因为他自己就是党让干啥他就干啥。

还有另外一种恶化。一个呆子如果愿意放任自己身处的文化环境恶化下去,是因为他具有侥幸的心理,相信自己能幸免于因为文化环境的恶化而造成的伤害,那么我们知道他虽然没有变成奴才,因为他没有放弃自己,但我们可以断定,他的精神病态已经恶化成「反社会」了。

我们这里使用的「反社会」,与心理学上的「反社会人格」不太一样。反社会人格是一种心理疾病,它可能是因为先天性的脑部生理缺陷而导致的,主要病征是没有深层次的情感反应,因此也就无法产生同理心,以至于也就没有愧疚感,无法认知正常的道德常识。在我们这里使用的「反社会」,则不是先天性的疾病,是后天性地因为习惯拒绝承担集体责任而造成的病态。拥有病态者仍然会是保有深层次的情感反应,但就是缺乏同理心和愧疚感。

一个人因为抱有侥幸心理,而放任其身处的文化环境继续恶化,那也就意味着,他不只拒绝承担集体责任,他也同时将自己与集体切割,认为集体将要受到的苦难,与他没有任何的关系,这显然就是缺乏同理心与愧疚感的病态性格。这样的人如果仍然拥有深层次的情感反应的话,那只能意味着,他认为集体是活该受罪,既然是活该的,那他不应该因此产生同情;但另外一方面,他也肯定认为自己拥有特权免于受罪,既然自己拥有特权,那他也不应该感到愧疚。如此想象自己凌驾在集体的病态性格,其实就等于他在内心深处根本不把自己当成社会的一份子,也认为自己不应受到社会伦理的约束。他在心理医生的面前虽然不会被诊断出「反社会人格」的病征,但实际上因为他病态的性格而对道德常识的偏离,绝不会与「反社会人格」患者有什么差异,所以我们可以直接把他标签为「反社会」。

「反社会」精神病态明显表现在文贵先生爆料出的许多中共领导人身上,而这也是中共作为一团体所具有的病态特征。患有精神疾病的「反社会人格」,通常是无法与人建立家庭及友谊关系的,因为他缺乏深层次的情感反应。但对于性格病态的「反社会」,则仍然具有深层次的情感反应,故此还是可以与人建立家庭及友谊关系。不过由于反社会的人在内心深处相信自己凌驾在集体之上,因此他们对于集体有种病态的蔑视,认为自己有特权可以伤害他人,并且不需要感到任何愧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很多中共领导人明明也是别人的父亲及朋友,但他们就是不会想过自己对别人的伤害将会为他人造成多大的痛苦。这种对集体病态的蔑视,就表现在王岐山著名的「中国人可以吃草三年」这句话里。

反社会病态也可以用来概括中共的执政纲领。不同于世界上大多数的政党,中共不需要经过民选才能执政,因此它也就不像大多数的执政党,要配合社会舆论和各方面的民意来调整自己的执政纲领。中共的思考方式向来就是认定自己凌驾在社会之上,不管社会有什么要求,总之社会就要听自己的,因为自己有特权统治社会,这就是典型的反社会病态,表现在「爹亲娘亲不如党亲」这句话里。

也由于中共是反社会病态的,这造成很多国家不知道要怎么与它打交道,也很困惑为什么中共总是说话不算话。这就像一个正常人,是不能理解一个具有反社会人格的变态连环杀手的。这就是为什么文贵先生多次强调,面对中共就应该一枪崩了,不用再多说话。同样的,我们看到变态连环杀手,只能直接把他毙了,否则这个变态始终有一天会把我们给肢解了。

世界上的许多人不了解中共是反社会病态,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中国人不了解,我们只能说是因为自己骗自己。只要稍微具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共执政70年干了多少反社会的运动,从反右,然后大跃进,最后文化大革命,这都是只有缺乏同理心及愧疚感的东西才能做出来的事。改革开放后中共依然如此,它不搞运动只是因为要藉市场经济来养肥自己。如今它已经肥了,它反社会的病态又冒出来了,于是我们才看到现在它各种的荒唐举动,这尤其表现在香港问题上。如果有人在看到中共对香港做出的一系列荒唐事后,仍然选择站在中共这边,我们可以断定这个人一定是有精神病态的,其病根可能属于我们提出来的其中一种,或者四种俱全。如果不是的话,那只能说这个人心智不健全,我们可以称呼他为「白痴」、「疯子」、「神经病」、「蠢猪」等等不一。

结论

到此为止,我们提出了四种病根,以及其相应的病态与恶化,这里直接概括出来:

第一种病根:大一统主义,病态为「死脑筋」,会恶化成「装逼」。

第二种病根:拜金主义,病态为「庸俗」,会恶化成「滑稽」。

第三种病根:好孩子主义,病态为「长不大」,会恶化成「巨婴」。

第四种病根:怕麻烦主义,病态为「呆子」,会恶化成「奴才」或「反社会」。

从以上我们的分析可知,这些病根很可能是人人都有的,但未必会因为偏离正常道德常识而发病,且发病后也并非不可自动痊愈。事实上我们也看到很多人能免疫这些病态,并且在看到周围的人都发病后,自己仍然能免于感染。这种人我们也可以找到标签来形容他们的精神状态。如果有机会和时间的话,我们希望能继续分析什么样的人能对这些病态免疫,还有最重要的是,爆料革命将如何有助于中国人痊愈及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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