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守护的公义,不是一个已崩坏的象征——一群法律系学生及旧生回应大律师公会2019年12月9日之声明》

【中大学生报读者投稿】

引自中大学生报脸书

目睹香港法治的崩坏,我们一班来自各大法律系的学生及旧生尤其痛心。

冲击法治的不是示威者,不是汽油弹——是政权。司法独立?我们都清楚,《基本法》最终的解释权属中央政府,这是香港一向在政治角力中被任意摆布的结果。然而,我们的政府从来没有尝试在框架内捍卫哪怕只有一点的独立性,反而主动邀请中央干预:1999年,香港政府基于不实的人口估算,提请中央释法,推翻终审法院有关港人内地所生子女享有居港权的裁决。先例一出,行政干预司法的洪水一发不可收拾,香港法院频频向政权弯腰。由无限期搁置普选立法会以及行政长官,到以解释宣誓要求为名褫夺民选立法会议员议席,人大释法解决政治问题已成常态,香港的独立司法管辖权早已名存实亡。

独立检控? 《基本法》第六十三条定明刑事检控工作应「不受任何干预」,可是律政司一手掌握检控权,对执纸皮的婆婆加以严惩,却对私相授受的高官大肆纵容。一边厢,以官职牟己利、涉及重大公众利益的案件往往不了了之:梁锦松偷步买车、梁振英收取UGL五千万等案中,律政司均以没有足够证据为名含糊以对,至于搜证如何进行、调查过程是否独立无人知晓。再者,现任律政司司长郑若骅没有申报其私人执业的仲裁案,涉嫌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又由谁人追究?另一边厢,对于政权的异议者律政司可谓有权用尽,誓要杀鸡儆猴:时任律政司司长袁国强将已服刑的双学三子打入牢笼,以刑罚覆核为名,行政治打压之实。早前更有检控官发表公开信,揭露郑若骅在公众活动事件上「主要考虑政治因素」,并不理证据是否足够、是否合乎公众利益,只坚持检控,却置检控守则于不顾。

更甚者,市民寻求司法公正的权利可有被保障?在标榜法治为核心价值的香港,多少无权势者被拒之法庭门外?每一日,无数基层工伤工友无从理解索偿程序,亦连法律援助的边亦触不及。没律师代表的平民百姓经常缺乏资源,碰上繁复的法庭程序需自己摸索,却被斥责浪费法庭时间。近日,滥捕滥告的执法人员连上庭的文件也没准备好便将众被告带到庭上,完全缺乏专业态度。不少酷刑声请者纵使能在语言不通、社会排斥、法例歧视的重重阻碍下仍摸索到法律途径,司法机构却仍缺乏对这些人仕之背景之理解,亦不管他们在精神状态不佳下无法给予证供的问题,却选择性着眼于那些有利于会施加酷刑、迫害之国家的背景资料,从而进行不公的裁决。既然诸如以上例子屡见不鲜,公平审讯从何谈起?无论民事申索还是与体制抗衡的司法覆核案中,市民必须先熬过无了期的等待,才能得到迟来的公义。除此之外,梁天琦一案中法庭裁定政治动机并不属减刑因素——此等判决完全不合时宜,亦显示了香港法律与人情、政治理想间存在仿佛无法逾越的、令人沮丧的鸿沟。以上不公无日无之,试问香港政府又做了什么好使市民能够透过法律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利?

再看今次反送中运动。香港政府无视一国两制下的司法差异硬推送中恶法,激起群情汹涌的反修例浪潮。人民的声音却换不来政府足够的聆听和让步,反而拉开暴力镇压的序幕。先不论由2016年起,港府将殖民时代镇压人民的,刑期可高达十年的暴动罪广泛应用于对民主运动的打压有何深意,警察不合符比例、不合情不合理的暴力镇压,不单止得不到法律的制裁,甚至获得制度护航。裁判官诠释一名十五岁少年背包里的雷射笔为攻击性武器,认为他有意图以雷射笔照射警员或他人,只因他承认参与了一埸合法的游行并携有护膝等防御性装备——试问这符合毫无合理疑点的审讯标准吗?警察执法时拒绝出示委任证,法庭却以保护警员身份为由颁布临时禁制令禁止公众查阅选民登记册或非法公开他们的个人资料和相片,完全无视现行制度根本无法制衡警暴的现实。

司法机构固然需要遵从已建立良久的法律原则,但令人忧心的是,某些法官在审议示威案件时,屡次加入自己的个人意见:一名13岁女生被判侮辱国旗罪时,该裁判官批判她焚烧国旗的行为,更「教育」她要「尊重自己的祖国和民族」。早前有三名青少年于今年8月29日深水埗电影放映会后被捕,裁判官在他们没有被警方落案起诉的情况下批出保护令,把他们关押于屯门儿童及青少年院,原因为三人在当晚兵荒马乱之际仍没有离开现场,证明他们不能照顾好自己,而父母亦无能力监管。这些评论引起大众质疑:审议受争议的公众事件,本应中立的法官是否正渗入自己的政治立场?香港法庭在行使其司法权之时本已举步艰难,而检控权在律政司手上更代表着若检控官只着眼示威者而放纵执法人员,法庭根本无从介入。再者,政府动用紧急法颁布蒙面法,规限范围之广完全不符比例,严重侵犯市民表达政治诉求的自由。高等法院基于充分的法理基础裁定紧急法违宪,中共党媒却不禁撕破嘴脸,夸下海口地批判法官僭越司法权——而更早前,中联办主任张晓明竟声称香港特首应超然于司法。 「司法已死」四个大字,不是什么污蔑,而是我们及一众香港人面对着法治崩解所发出的最后一声绝望呐喊。

如此种种,何不令人发指?我们却在这个背景下,屡次读到大律师公会罔顾现实的声明。 「司法机构正是掌管公义及维护法治的主要守护者,以及保障市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机构。」我们恳请各位大律师三读声明内这一句子:放在香港满目疮痍的现况下,这还真确吗?还有说服力吗?还有认受性吗?若大律师公会只看见示威者违法,看不见违法违纪的执法人员仍逍遥法外;只看见死物的毁坏,看不见制度的暴力——这绝非不偏不倚,实是助纣为虐。

作为一众正在或曾修读法律的学生,我们深知本科在市场主导的课程编排下,以商业服务为重,轻视对公义的追求和法制的批判。但正因为这些限制,我们学懂要在社会动荡之时更与群众同行,尽量在实践公义与反思之中探讨法治的真实意义。事实上,在反修例运动之初,我们乐见大律师公会善用自己的专业,为大众拆解修例的迷思并传播正确的法律观点。公会亦其后反驳党媒有关香港司法管辖权的言论,此等气魄令人欣赏。所以我们希望大律师公会作为社会上拥有资源与话语权的一群,能更肩负起守护及厘清法治精神的责任,在司法独立受到严重挑战之时直言无讳,以免「法治」成为一场空谈,甚或沦为政权打压人民的借口。是以我们期望大律师公会往后的声明能更高瞻远瞩,不只看到并斥责某些人对待法院死物的暴力,更能谴责促使这些暴力背后的政治制度弊病,否则任何声明只是肤浅的、离地的陈腔滥调。

「强暴犯可能是你/ 强暴犯就是你/ 警察、法官、国家、总统,你们就是强暴犯」让智利人民反性暴力的抗争歌曲,成为我们的警醒。

一群为香港法治崩坏而痛心的法律系学生及旧生

GM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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