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地反对党团结起来结束”天真的”中国战略

作者:David Brennan

新闻来源:Newsweek.com

翻译/简评:InAHurry

PR:TCC

简评:

日前,来自8个民主国家的立法者们组成了一个新的联盟-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以重塑民主国家对待中共国问题的态度和政策。这意味着民主国家已意识到过往对华政策的失败,并寻求协调一致的对华政策的改变来应对中共这个全球民主社会共同的威胁。

自从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在1978年提出“对内改革,对外开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论以及随后赵紫阳,胡耀邦等所谓改革派领导人对各项政策的积极落实,使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国家对中共由上而下地自我改革,最终走向民主,充满了希望。他们天真的认为,中共只要愿意改革,那么中共国就自然会走向民主。因为经济改革势必会带动体制改革,而且富裕起来的中国人民对民主的诉求,将是中共无法抵挡的力量。

很可惜,现实与计划完全走了反方向。中共通过30多年的韬光养晦和闷声发大财,已经壮大成了一个具有相当实力的经济体。他非但没有向西方民主社会靠拢,还利用其对民主体制和其漏洞的了解,通过BGY,深度渗透民主社会的各个角落。虽然民主社会并非没有感受到中共极权政府的危险性。但由于西方资本在中共所谓的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利益中已深陷不可自拔,民主国家对中共国日趋严重人权问题和霸凌外交,只能抗议但却无力采取实质行动。而这个由卢比奥领头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就是为了让民主国家联合起来一起对抗中共极权而设立。从香港事件,到中共病毒,让很多民主国家的立法者看清一个事实:对抗中共极权已是当务之急。不仅如此,民主国家若想要击垮中共极权,就必须要有统一的对华政策。

从美国到日本,世界各地的反对党立法者正在团结起来结束‘天真的’ 中国战略

多个国家的立法者宣布成立“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IPAC)- 这是一个寻求对中共国相关问题采取新“战略方法”的机构。

根据该组织的网站,该组织包括美国参议员马可·鲁比奥和鲍勃·梅嫩德斯,其成立的目的是为了“重塑民主国家对待中共国的方法”。来自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欧盟,德国,瑞典和挪威的立法者也参与其中,不久将有更多的政治人物签名加入,因此将有更多国家加入(该组织)。

该组织的成立正值中共国与民主国际社会之间关系处于历史低点之时。中共病毒COVID-19的大流行以及北京计划在香港半自治领土内对异议人士进行刑事定罪的计划,加剧了人们长期以来对(中共国)人权和贸易行为的担忧。

在美国,因为经济急速下滑和抗议者走上街头,挣扎中的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正在对中共国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民主党总统高呼聲候选人,前副总统拜登不甘落后,一直在加强自己对的中共国的怀疑说词。

卢比奥在宣布IPAC启动的视频信息中说:“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共国是對全球的一个挑战…我们这个“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会站在一起,协调应对这个巨大的挑战。”

《新闻周刊》已经联系了中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要求其对IPAC的发起发表评论。

西方的政客和企业一度希望中共国走在一条更开放自由和民主的道路上。当中共国总理邓小平从70年代末开始开放中共国庞大的市场时,外国资本家都渴望好好地利用这次机会。当中共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中共国消除了许多剩余的商业壁垒,以此推动中共国的经济增长。

但是经济繁荣没有使中共国摆脱专制主义。自从中国共产党在1989年镇压了改革派的示威游行后,他开始采用现代技术来强化其极权主义。

伊恩·邓肯·史密斯爵士(Iain Duncan Smith)- 一位仍在议会任职英国保守党的前领导人这样对《新闻周刊》说:“自由世界在对待中共国问题上一直很”天真“,满足于“毫无根据”的希望,那就是自由市场会带动北京进行民主改革。

北京从不隐藏自己的专制主义,尤其自习近平主席2013年上任后集中权力更是明显。但是民主国家继续与中共国有贸易往来并加深经济一体化。史密斯,一个长期对中共国持怀疑态度的人说:“直到最近的危机-新疆,南海,香港和现在的中共冠状病毒才凸显出自由世界和北京的关系的不可持续性。

在谈到中共病毒COVID-19大瘟疫时,史密斯说:“中共国政府的本质在长久以來第一次变得非常清晰。我想,这(中共病毒)无疑让全世界很多人相信,中共国政府是一个非常难对付的政府。”

欧盟选择了比美国更为柔和的对共态度,并拒绝采用川普总统所采用的公开攻击和阴谋论。欧盟领导人在追求中共国经济机会的同时警惕地关注着北京在巴尔干半岛和东欧的投资,担心中共国可能会试图破坏欧盟在那里的影响力。

事实上,IPAC的使命之一就是保护国家完整性:“决不允许中共国通过贷款,投资或其他手段损害任何发达或新兴市场的主权或机构。”

无视北京的抗议,欧盟还对中共国的侵犯人权行为进行了表态。米里亚姆·莱克斯曼(Miriam Lexmann)是斯洛伐克的欧盟议会议员,属于中右翼基督教民主运动。她告诉《新闻周刊》,欧洲人必须将自己的价值观置于欧盟外交政策的主导地位上。

莱克斯曼说:“现在是我们改变对中共国及一般外交的某些做法的时候了。我们的政策应该支持我们公民的福利…但也要以支持人权为大原則。”

欧洲对中共国类似华为等公司投资的担忧,以及在虚假信息和审查纠纷上的努力,都是欧盟日益增长的对北京怀疑的表现。

莱克斯曼补充说:“以上问题凸显了欧盟政策的‘漏洞’。由于担心中共国行为现在正在威胁欧洲安全,这在欧洲大陆将引起强烈反彈。”

90 同盟/绿党联盟在欧盟议会的一德国代表雷因哈德·布蒂科弗(Reinhard Butikofer)表示,鉴于中共国侵犯人权和极权主义,欧洲“无法与中共国正常合作”。但是他承认,对于欧盟这样一个多元化的联盟来说,是很难达成共识的。

在整个欧洲,5G的争论已经引发了对中共国带来的安全威胁的讨论。中共国的华为公司处于5G推广的最前哨,尽管有美国的抵制,华为还是即将成为欧洲国家5G基础设备的主要供应商。但是对中共的质疑论已阻碍了华为项目的进程。

近几个月来,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受到史密斯(Smith)为首的保守派同事的强迫,同意将华为从5G网络中排挤出去,尽管最初曾同意给华为有限的角色。

加拿大保守党议员加内特·格努伊斯说,加拿大近年来一直在经历其“非常困难地与中共国的交往”,特别是他所说的“人质外交”是从加拿大以欺诈罪逮捕华为CFO孟晚舟并建议引渡美国后出现的。孟被捕后不久,中共国便拘留了两名加拿大公民。

格努伊斯告诉《新闻周刊》:“这个事件和其他与中共国有关的争议事件,让公众就如何应对中共国政府霸凌的问题上催生了大量的敏感性和现实主义。”

格努伊斯解释说:“这也延伸到了加拿大的安全问题。这次大瘟疫已显示了中共国的专制制度和信息压制对我们自身安全的影响。”

在国家政治辩论中,经济问题往往占据优先地位,但格努伊斯表示类似中共病毒COVID-19这样的安全威胁“有巨大的经济影响…我们不能只單獨考虑经济问题。”

史密斯说,由于这些以及更多的原因,让世界各国的立法者签署IPAC并不困难,这是人们对中共国恶意的担忧。“这就是为什么(中共病毒)只是给大家敲响了警钟,我们必须现在就行动起来。”

但现代的中共国已比起1970年代的中共国,甚至是2000年代的中共国要更富有,更有影响力。在世界因中共冠状病毒大瘟疫而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之际反击北京很可能会要付出代价。

在脱欧问题仍笼罩在不确定性和令人担忧的经济预测中,身为一名英国脱欧声援者的史密斯说:“世界需要在现在作出转变而不是等到以后。”

他说:“是的,这些将是很艰难的决定,但我们必须现在就做出决定。因为我们若允许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我们会更加依赖于(中共),那么做决定也就越困难。“

史密斯说:“介于这个变化的规模,我们需要多国合作。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单独完成。合作可以让我们,在可能的程度上软化与中共国脱钩带来的打击。坦白地说,各国政府需要指出有些战略领域是不能被中共国控制的。”

布蒂科弗说没人想要挑起和北京的战争,相反的,立法者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挺生而出。”他说,欧盟政治家希望中共国允许欧洲企业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结束国家导向的经济本位主义。

布蒂科弗说:“早在我们在美國发明‘脱钩’一词之前,中共国就开始主动脱钩了。他指的是中共国所有官员都被禁止使用外国技术一事。

2020年6月4日,在中国北京天安门广场,一名戴着面罩的男子行走。

格努伊斯说,所有与中共国的贸易都是互利的,所以在民主国家感受到的任何痛苦,北京也会感受到。“我认为需要进行战略性的,深思熟虑的,有原则的接触。本组织中没有人在倡导我们全面孤立。我们只是需要摘掉粉饰太平的眼镜,认识到问题所在。

格努伊斯说:“問題在于认识到我们一直希望是真的事也许不是真的。”

本文已更新,以包含来自莱因哈德·布蒂科弗(Reinhard Butikofer)的评论。

原文链接

编辑:【喜马拉雅战鹰团】

0
0 评论
Inline Feedbacks
View all comments

热门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