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己知彼:澳大利亚制定与中共贸易新平衡

引自The Strategist(战略家)的报道,Michael Shoebridge(迈克尔·舒布里奇)署名文章。

错误的假设会导致错误的政策和糟糕的投资决策。舒布里奇在文章中讨论了中共在疫情后对世界经济的价值。

来自中共的贸易威胁

目前澳大利亚对经济的未来充满着各种辩论,尤其是他们需要如何应对来自中共的贸易威胁。

比如,由于中共近期对澳大利亚大麦征收80%的关税。以此计算,对中共国的“出口额损失”为6亿美元。然而,这6亿美元的数字并非源于事实。这只是基于2019年的大麦出口额而得出的。其主要的售出驱动力,是来自于酿造啤酒所使用的高端大麦需求。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由于疫情影响,中共国尤其是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下降了。因此,许多商品的价格和销量都在下降。智利的葡萄,埃及的橙子和秘鲁的牛油果都是如此。在未来数周和数月内,中国中产阶级购买的“奢侈品”也可能是如此。葡萄酒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因此 “疫情经济学” 告诉我们,中共病毒之前的市场预测和销售数据对包括大麦在内的许多产品都不应成为未来的指导意见。最重要的是,企业现在必须考虑到中共强制行为(贸易威胁)所带来的风险,比如强征大麦关税。

中共国自身问题严重更不能拯救全球经济

文章还指出,尽管中共到处自吹自擂,中共的经济丝毫没有正常的迹象。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可用的刺激工具——来自影子银行的廉价资金和大规模的基建支出,在这次危机中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这是因为金融系统本身就身陷各种危机,而基础设施建设供过于求,这不会带来健康的让经济。

更重要的是,中国消费者的信心被打破了。消费者们知道,中共国的两个增长来点:国内消费和全球出口,都被疫情击弱了。

随之而来的,是贫困和社会动荡的风险加大。扶贫和维稳将拖累增长。 据《经济学人》报道,中国有8亿人口的壮劳动力。其中,大约只有四分之一,有失业保险的资格。而疫情导致的失业人数,可能高达8000万。这几乎占城市劳动力的20%。苦难最为深重的就是3亿“农民工”——那些不在其户口所在地,生活和工作的中国公民。根据中共的规定,他们无权享受诸多政府福利。

社会动荡是中共至始至终最为担忧的——担心引起政治变革。这就是中共在维稳力量上的花费超过军费的原因。这也是中共持续镇压香港运动的原因。香港的政治自由威胁到中共在大陆的(统治)。而农民工的苦难,则将加剧中共的忧虑。

因此,中共必须处理失业问题,以及因疫情引起的各种经济问题。中共国,再也不是许多企业认为的全球增长引擎。

澳大利亚制定与中共贸易新平衡

这就提出了一个紧迫的问题:即在任何领域,不仅是旅游业,高等教育,牛肉,大麦,酒,甚至铁矿石和煤炭业,企业是否应该在中共国市场上冒险?每个公司的董事和股东都应该思考到这些额外的因素,也就是中共政府的强制行为,会造成非常实际的商业风险。

澳大利亚的贸易部门需要时间来制定新的平衡。在做出基本的经济决策时,澳大利亚必须保持头脑清醒。这些决策应该了解中共所面临的实际经济压力以及中共政府的作用和性质。

好消息是,这大致是总理斯科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在工党支持下所坚持的道路。澳大利亚的公众理解这一点。一些商业领袖和州的政界人士需要跟上步伐。

注:《战略家》是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智库(ASPI)的评论和分析网站。舒布里奇是ASPI国防,战略和国家安全计划负责人。

原文链接

翻译报道:Sweeeettyy文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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