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然宗法向工商契约的法治关系构建

作者:XQ

爆料革命的文贵现象,已不止于现象,而是实在的社会革命,这次划时代的革命,已突破现有意识形态与社会结构,而成为开创新世界人类命运的变革。它的作用不止在中国,而延扩到世界,深刻改变现有的世界格局与人类命运。

从地理区位看,人类有两种文明,一是海洋文明;一是大陆文明。海洋文明以古希腊雅典的部落城邦为样本,发展出贸易城邦的工商形式,大陆文明以商周部落邦国为模型,发展出统一帝国的自然农耕形式。中国是典型的大陆文明,在地理区位上,长期存在与北方游牧部落的冲突,大一统的帝国形式,可以使农耕文明集聚力量有效抵御来至北方的侵袭,到近代1840年的中英战争,中国第一次真实面临来至海上的危机,大陆文明开始与海洋文明碰撞;在文化形态下,中国大陆文明形成“中央之国”的世界视角,衍生出由内到外,由此及彼的中心体系,同时,毗邻海洋的城邦则以“封建邦国”的世界角度,出现内外并重,由点对点的分散体系;而作为维持生存的经济活动,则更体现出不同的形态与价值取向,中国以农耕文明为重,重农抑商是传统,强调自然经济形态下的宗法体系;而由地中海推及大西洋的海洋文明,向来以工商为重,重商主义为固有。在发现新大陆与航海技术革新的推动下,海洋不再是大陆的阻隔,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相互之间的碰撞与交融成为主线,时至今下,两种文明交融形成新的人类命运体系,将是世界的未来,郭文贵石破天惊的爆料革命有意无意的成为这两种文明交融汇聚,演化创新的催化因子,意义深远。

自然经济形态下,相对封闭、单一的经济体系,满足于自给自足的内部循环,地域的相对分割,促成以血缘关系为主的宗法关系形态,主要体现在重情感轻理性、重群体轻个人、重道德轻法理。中共建政后,先是搞阶级斗争,用运动的方式把固有的地方群落宗法势力摧毁,将群众个人以原子化的乌合之众存在,不准有其它中心或组织,只有它一个中心与组织;同时,用舶来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通过加工灌输,用歪理邪说逐步控制个人的价值取向与判断,把它树立为绝对真理,其它一律斥为歪理邪说;而后把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独裁的极权党国体制坐实,以极度中心化,使社会原子化,分裂化。从镇反、反右到文革,此起彼伏的运动治国,而后经济开放,接着有六四镇压、运动反腐,修宪独裁,总体表现是社会凋敝,道德沦丧,世风日下。中华民族既隔绝了传统,又不吸纳现代,在共产主义乌托邦的表象与独裁专制腐败的本质中光怪陆离的煎熬了70年。

大陆文化重视以家族或宗族为聚集,文革破产后,在经济开放的前提下,自然宗法与工商关系相交融,江浙的一村一品,一村一业兴起,从琳琅满目的小商品市场到产业链齐全的加工制造,工商经济迅猛突进;西南地区典型的投亲靠友,叔侄妯娌的整村整乡集体劳务输出,无疑是宗法关系到工商关系的衍生;同时,重集体的宗法体系,虽然轻个人,轻法理,但其讲秩序,守信用,数以亿计的密集型劳务输出工人,在生产线上严丝合缝,吃苦耐劳,创造中国财富。宗法体系的重道德,守信义,在工商契约的法文外,更显出情理仁义。大陆文化并不天然排斥市场经济,而是更融洽在现代市场经济里,突出对劳动价值创造的肯定,突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市场是开放、统一的资源要素整合,资源要素流动是关键,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关键是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本质是以个人获利价值观念为指导。在市场机制下,首先,个人是独立的主体,具备独立的权利与义务主体资格,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其次,个人是自由的个体,通过个人(劳动者)的自由流动,以法定工商契约的权利与义务形式,享有劳动者个体劳动的自由。平民主义与正道主义的理念与市场有机契合,平民主义倡导个体的独立与权利;正道主义追求公正、平等,自由的市场、社会环境。

获利是市场活动的动力,经济关系是维持社会的基石。在市场经济中,以获利为目的,追名逐利的行为本身无可厚非,过度化的物质层面追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盛行,社会风气日趋功利化也不可避免为人诟病。然而,社会风气功利化与道德的整体滑坡与市场经济本无必然关系。“利益最大化”的价值观以及“效率优先”的强调,获利本能既有个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又注重实践效果。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反对“假、大、空”,获利追求本身与不择手段、唯利是图的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具有质的差异。社会风气的功利化与道德的整体滑坡关键是两者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构建的模糊,只有通过法治关系的构建,才能实现个体个人功利与社会责任权利与义务关系边界的合理确定。即好的制度,使坏人也要办好事;坏的制度,逼着好人去办坏事;从法治的制度环境,而不是单纯的道德良善去构建与市场经济本质相适应的开放、统一政治制度体系。

现代市场孕育的法治,区别于人治,以维护公民权利为主体,延展出对义务的认同。法治以理性为基础,以个体的自由和权利为原则,以是否确保公民实现权利和履行法定义务为标准。法治以个体的主体地位为基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各产权主体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界定与履行为依据,体现契约信用、自主人格、平等自由等理念,通过法确认为各社会主体理解和认同的秩序架构与秩序规则,以制度性的法治构建来限制社会主体相互间的非理性。以法治规则实现共有的民主认同和国家治理保障。

文贵的喜马拉雅梦,自然是中国近百年来仁人志士追求的现代国家梦想。他是大陆传统自然宗法与海洋文明的工商契约结合的典型,这个样本意义超出了原有以地理环境产生文明的本身,而体现出一种新文明,新思想勃发的契机。文贵披露其成长经历,传统宗法价值内涵的忠孝仁义影响至深。忠,他始终认同自己的民族与信仰,绝无人种高低,文化优劣的观念,这既来至对自身民族文化的自信,也体现出兼容并蓄的世界观念;孝,对父母,对亲友、对子女,由此及彼,感同身受的传统宗法美德,体现天理人伦的敬畏;仁,既有由内到外的自然宗法,又有由点到点的工商契约,行不越矩,言之有理,讲理、守信、既在固有的法律体系内,又有亲亲良善的品质;义,守大义,敢与邪恶斗,用命与魔鬼争,无私无畏。他的斗,更体现在智慧与胸怀,戳破谎言,用真实让匪类、贼寇原形毕露;诉诸法律,让伪类、欺名盗世之徒绳之以法;最重要的是知行合一,用行动,实现自己的理想与梦想。

短短数日,人类从未有过的资本投资,在文贵看来,这G币还只能算是是毛毛雨,是他六招中第一招第一式。戳破用谎言与邪说构成的共产主义价值体系,只是让人民看清事实的第一步,共产主义信仰破产后资本外向流动的核心是人心,在经济上搞掉中共的权贵经济,假市场经济,才是真正的釜底抽薪。金融是经济的核心,金融创新的意义实质上经济活动方式的变革,文贵在金融上推行去中心,而G币的核心就是去中心,去中心的实质是点对点,去掉多余的中间环节与交易成本,实现流通交易的点对点,面向面,完成交易成本直线下降的目标。原有的金融创新,要么是在传统银行、交易所及货币发行机构金融系统内的零零碎碎敲打,衍生出所谓新的金融产品与投资,金融交易方式没有根本性改变,不过是老树发新枝;要么在传统金融体系外,研发出新的虚拟金融产品或数字货币,诸如网络充值或比特币,因缺乏金融实体基础的有效支撑,流通范围受限,虚实转换不易。中共的政治倒退,形象的说是从退一步,走两步到走一步,退两步、原地再打转的开倒车,但别看它在深化市场改革方面乏善可陈,而在所谓金融创新方面这些年却是花样百出,各级政府相继成立融资公司平台,在既有低效官办经济的模式下,进一步压迫与掠夺私有企业家与民间投资的空间,经济拉动乏力,地方债务几何飙升;在民间投资渠道受控的同时,易租宝类似的庞氏投资骗局大行其道,站台的是政府,维稳的也是政府,让不少民众血本无归;而一时时兴的破解融资难、融资贵的互联网金融,创新之说早已是不了了之。

为何,融资贵、融资难?因为市场失灵,未能实现自主的资本配置。而融资贵、融资难的根源是什么,金融垄断。打着人民招牌的银行控制货币的发行权,货币超发量冠居全球,在各国超发货币的的总量上当仁不让;国有银行控制主要的信贷,信贷走向主要是控制银行后面的中共政治家族,文贵爆料岐山是真有才,真懂金融,中国银行到华尔街,海航到渤海金控,还慈航,虽说面目各不一样,可上下其手的招数却是无误;那么,证监会、交易所、上市公司构成的中股市,共同坐庄,成了彻头彻尾的赌市,诚如文贵所说的擀面杖经济,电脑指数,骗你没商量。

从古至今,不与民争利是最基本的执政理念,而共产主义乌托邦主义的核心是以为公之名,行强盗之实,抢你的钱,谋你的命,管东管西,还管拉屎放屁,从原有公私合营到当下混合所有制,要么以改造之名,明火执仗的掠夺,或是以参与之名,明目张胆抢劫,每次看起来有理有据,实则一伙强盗,无法无天。用法治人,是中共对法最深刻的认识。现代市场内在要求法治,人民需要自由,中华民族再一次站在历史拐点,这一次,有爆料革命,有真相,有正道,有资本,有人心,有文贵,有梦想。

在大陆与海洋文明交融的今天,经济上的去中心,实质是政治的去中心,抛弃极权政体,建立民主国家,应是文贵与更多国人共同的梦想。

(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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