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法》的“澄清”: 北京采取行动遏制香港的抗议活动

【中英对照翻译】https://spark.adobe.com/page/sXSWk2yy6UL7L/

作者:Suzanne Pepper 2020年5月8日

消息来源:香港自由报 / HKFP

翻译:德妹

简评:德妹/小明

PR:小明

简评:

自从去年六月香港人走上街头争取正当权利以来,香港无疑成为全世界舆论焦点之一。香港各界市民英勇无畏的抗争令举世震惊,这中间既有赞叹和敬仰之辞,尤其来自于文贵先生、班农先生和卢比奥参议员等正义力量代表,也有附带怀疑的同情,以及不明真相者瞻前顾后、模棱两可的评价。而本文就是以世界“严肃专业”媒体一贯的客观理性口吻解读香港抗争运动以及中共所扮演角色的典型代表。

作为爆料革命的跟随者,我们自然能从海量的视讯资料以及文贵先生、路德时评等解读中获得香港运动的真相。然而在假新闻甚嚣尘上、蓝金黄肆虐全球的背景下,世界主流媒体对中共的批判显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对香港运动真相的揭露也是不痛不痒、浮于表面。

以本文为例,作者从中共四中全会出发,不辞辛劳的解释了北京如何维系对香港的控制,尤其从行政、立法的角度,阐述了中共中联办和港澳办对香港事务干预,通过人事变动简化行政程序,控告民主派以操纵立法会等一系列作为。作者对北京蛮横干预香港事务提出了质疑和批评,并指出中共可对基本法按需解释,这实属难能可贵。可是,中共解读基本法也好,执行基本法也好,都是这个无耻政权招摇过市、愚弄世界的障眼法,试问中共真的是一个尊重法律的政权吗?回看内地,对百姓的横征暴敛和残酷打压,对私营企业家的极限压榨,还有体制本身内部的血雨腥风,再看香港,黑夜掩护下对香港年轻人的暴虐摧残,监狱里的强奸轮奸、斑斑劣迹,荼毒人命、血债累累,哪一条不是把法律当成厕所纸?四中全会上正襟危坐的表态,无非是装潢门面、粉饰太平,用依法治港的幌子掩盖在香港的为非作歹。因此,表面上中共似乎只是有扭曲基本法之嫌,可事实是,这个穷凶极恶的政权已无数次践踏法律。

奇怪的是,世界主流媒体似乎默认中共有解释基本法的权力。试问是谁赋予它这样的权力?中共执政七十余载,“人民当家作主”永远挂在嘴边,但在中共治下,“人民”永远是一个有形无实的概念,因为它的施政甚至其合法性从来不来自于人民。当香港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口勇敢的走上街头,齐声表达诉求之时,中共以及其操纵的港府置若罔闻,按照中共的政治术语,这是典型的“脱离群众”。这样的政府本身就已经丧失执政的合法性,遑论其违拗民意、以暴力镇压人民。

说到暴力,这篇文章和许多“严肃”媒体的口径如出一辙,强调香港抗争者也违反了和平准则,只是在这场鸡蛋和石头的碰撞中,它们选择了同情鸡蛋而已。可事实是,中共自接收香港以来,一直不遗余力的挤压香港人的生存空间,二十三条、铜锣湾事件、雨伞革命,一路走来,极权的威胁、港人的痛苦与日俱增,终于到了2019年六月,伟大的香港同胞为了生存和自由付诸血泪,决心奋战到底。这不是鸡蛋碰石头的悲情抗争,而是鸡蛋在石头变本加厉的敲打中捍卫生存的权力。当公权力者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甚至把枪口对准人民时,人民即便以同等的武力抗衡之,也是合情合理的。更何况香港几百万人无数次的游行抗争,大多数都是在和平与秩序中进行,而中共为了把暴徒的罪名栽赃嫁祸给文明的香港同胞,也是无所不用其极。

虽然本文有诸多不尽人意之处,我们仍然要感激这些敢于报道香港哪怕部分真相的媒体,因为这多少能引发世界的关注和讨论。但是,只是这样显然远远不够,香港人仍然期待世界给他们一个公正的答案,香港人是否应当受到保护?香港的人权状况是否还符合其自贸区地位?香港上空游荡的几千条冤魂在等待。

《基本法》的“澄清”: 北京采取行动遏制香港的抗议活动

香港人以创纪录的人数上街抗议当地政府的最新挑衅,令所有人,包括他们自己感到震惊。

自1997年香港从英国移交给中国以来,此类挑衅事件时有发生。这一次并没有比其他几次更糟,但它最终还是做得过火了。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Carrie Lam)一心想要修改香港的《引渡法》,使香港独立的司法机构能够将犯罪嫌疑人遣送中国。而在中国,审判并非独立于政治之外。

她的提议打破了香港和中国内地体制之间的一道保护性屏障,而这道屏障是香港人最看重的。去年9月,她终于撤回了该法案,但在此之前,香港长期以来的和平抗议传统已经被打破,人们对她领导的体制的信任也荡然无存。

去年11月底,香港人又做了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邻区区议会选举的投票率创下了自上世纪80年代殖民政府引入姗姗来迟的普选以来最高纪录。

选民们还让那些团结起来支持反送中抗议运动的候选人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至于这场运动是否符合和平准则,或是有暴力行为,选民已不在意。

这一切都是破纪录的:投票率,团结的候选人,以及不再追究那些违反香港和平抗议传统的抗争者的选民。

从去年6月抗议爆发到11月24日大选,所有人都想知道北京会作何反应。香港曾被许诺在管理自己的事务方面享有“高度自治”。

HKFP. 照片:托德·达林/HKFP。

这个承诺是为了在回归中国统治之前让人们放心。但这种自主权受制于多种条件。其中一些条款已被写入1997年后香港制定的新《基本法》中。而其它只是被间接提到。

正是对这些宪法灰色地带的逐渐澄清,导致了香港反抗精神的凝聚,因为对灰色地带的澄清似乎总是倾向于北京方面。

因此,中国政府大概不会对去年发生的事件坐视不管。然而,人民解放军在边境两侧的军队和警察往来调动已成常态。随着对直接军事干预的担忧减轻,猜测转向了其他可能性。

四中全会:2019年10月28日至31日

Beijing would likely reveal its intentions during the delayed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中国政府可能会在推迟召开的中共十九大四中全会期间披露其意图。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一直是官方定调未来方向的场合。这次会议的重点是提前宣布的,即加强共产党的统治和中国的执政机构。

然而,会议在十月底举办,却没有任何爆炸性的消息。四中全会10月31日发布的公报仅以司空见惯的党化文风提及香港:“我们必须严格控制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依照宪法和基本法…我们将在特别行政区建立和完善法律制度和执法机构以维护国家安全”。

简化指挥系统:2020年1月至2月

因为那时中共未曝光详细的计划,谁也无法预料会发生什么事。新年过后不久,当北京宣布一些重要人事变动时,相关通告迅速被发布出来。这些变动包括新的部门负责人和精简后的北京-香港指挥系统,负责监督香港事务。

新任官员有港澳办的夏宝龙和中联办的骆惠宁,这两人均为内阁级别官员。

夏宝龙

两人都已接近退休年龄,都曾作为省委书记并成就了一番政绩。两人都有忠于中国现任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记录。

骆在香港办公室的任命于1月4日宣布。2月13日,夏被任命为港澳办负责人。

春季攻势:2020年4月

在香港,2月和3月是很艰难的两个月,因为这个城市的重心突然从去年的政治抗议活动转向了疫情防控的严峻挑战。

最初,在1月份,中国中部城市武汉的医生被禁言的事件受到了比疫情本身更多的关注。那里的医生曾试图对一种类似肺炎的新疾病发出警报,这种疾病似乎与该市的主要市场有关。

在香港,政治和公共卫生在有组织的维权医生和护士的罢工中短暂融合。他们要求彻底关闭中港口岸,以此作为预防最初被称为武汉流感的传播的最佳手段。当它像野火一样从一个大陆蔓延到另一个大陆时,才得到了正式的科学名称Covid-19。

小规模抗议活动仍在继续,但政府发布了香港版控制社交距离的严格的新准则。四人以上的集会被禁止,这成为警方控制人群聚集的另一种武器。

然后,随着新增流感病例数量趋于稳定并降至接近零的水平,在北京新建立的官僚体系的打压下,政治诉求戏剧性地重新活跃起来。前所未有的愤怒直指香港立法会,这与其中民主派议员的状况有关。

他们的人数已经减少了6人,因为自2016年起,议员就职前必须在法院(对党)宣誓,结果必然是立法会议员资格被取消。

无论如何,该委员会错综复杂的设计使得民主派几乎不可能赢得参议院70个席位中的多数。规则也被收紧,使得阻挡议案的通过变得更加困难。所有这一切导致了去年夏天在议会大楼内外的对峙,当时政府准备推翻其联盟的保留意见,强行通过引渡法。

目前,民主派党团会议已诉诸于程序性战术,如果政府决心服从北京的要求,迅速通过国安法,这种战术将是民主派唯一的防御手段。目前,在一个重要委员会中负责策划这一程序的人是香港公民党的郭荣坚(Dennis Kwok Wing-hang)。

当亲北京的媒体和政界人士在台前鼓噪的时候,港澳办和中联办并没有像过去一样在幕后开展工作,而是大张旗鼓地加入了这场争端。

4月13日,北京的办公室发表声明,指责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蓄意阻挠立法会内务委员会的工作。此后不久,中联办也发表了类似的声明:由于民主派去年10月开始的阻挠,多项立法被搁置。

郭荣坚被点名。他还有其他人很可能违反了他们的就职宣誓,并对其不当行为负有责任。

这些指控增加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如果被同行判定有罪,郭荣坚可能会成为2016-2020年任期内又一个被取消资格的牺牲品。

当然,民主派也准备好回驳这些指控:如此公开而具体的控告简直闻所未闻。北京试图从微观上插手香港立法会的内部程序。

这些指控违反了香港《基本法》,该宪法包含了中国政府在1997年之前做出的所有承诺。第二十二条特别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不得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自行管理的事务。

在一系列令人尴尬的胡搅蛮缠之后,香港政府发现自己终究还是与北京站在了同一战线上。他们及时的选择了屈从北京。港府宣称,北京的新举措并不违反第22条,因为港澳办和中联办都不是中央政府的下属部门。他们曾经是中央政府的一部分。

香港联络处于四月十七日发表新闻稿,解释说这两个办事处是由中央政府授权处理香港事务,并不属于部门范畴。

这些办事处代表中央政府。因此,他们有权对涉及香港基本法、政治制度和社会利益的事务进行监督和发表意见。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也说了同样的话,但她的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说得更漂亮。在本月晚些时候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郑表示,要完全了解北京在这方面的作用,就不能只看《基本法》第22条,而要看第12条。第12条规定,1997年以后,香港“将享有高度自治”,但香港也“直接隶属于中央人民政府”。

郑若骅进一步解释说,中联办负责监察和总揽在香港执行《基本法》的事务。

正如当下许多人所坚持的那样,对香港事务的干预实际上是没有法律依据、越界行使权力的做法。但是,中联办此种行为的合法性仍可由基本法第十二条赋予,这一条显然凌驾于第二十二条之上(《中国日报》4月28日纸质版)。

保安局局长李国能及律政司司长郑若骅。

4月份的行动以一场戏剧性的大规模逮捕结束,目标是香港民主运动的15位知名领导人。他们中没有一个带有新的地方主义做派,也没有一个是港独的倡导者,这些人在这场运动中最积极的派别里为自己争取了一席之地。

但被逮捕的人都是这一派别里最直言不讳的成员,包括老人和年轻人。所有这些人都经常被亲北京的媒体讽刺为恶棍和叛徒,他们宁愿在伦敦和华盛顿游说当地政府寻求保护,也不愿服从北京的权威。

他们还经常被称为港独的倡导者,尽管他们中没有人这样做过。但它们确实挑战了中国政府对《基本法》承诺的解读,这足以给予中国政府指控港独的口实。

这15人于4月18日被捕,罪名是参与了去年的多场非法集会中某一场。如果事先没有得到警察的许可,这种集会就被认为是非法的。

以如此高调的方式逮捕这些知名人士,想必是为了向其他人发出警告:正如北京方面反复强调的那样,非法行为决不能逍遥法外。

阐明香港基本法:四中全会精神

何看待北京为整顿其香港总部而采取的新举措?张炳良在4月28日的一次电视采访中被问到了这一问题。

张炳良是一位与两个阵营都有联系的学者。他曾是香港民主党党员,后来在梁振英担任行政长官期间(2012-2017)担任交通和住房部长。

张炳良表示,当政府发现自己已经无力打破僵局的时候,正如去年十月间行政长官以及建制派阵营所处的局面一样,北京就可以像现在一样介入。

为了支持自己的说法,他援引了去年10月中共中央十七届四中全会的决议,并提到了一篇解释性的文章,作者是时任港澳办负责人的张晓明。文章详细阐述了2019年10月31日第四次全会公报对香港的意义。

事实上,去年11月10日,《明报》发表了一篇张晓明介绍“四中全会精神”的长篇文章。但那是香港的混乱达到顶峰的时候,大学被围攻,公共交通被扰乱,购物中心被破坏,候选人试图为即将到来的区议会选举造势。

因此,四中全会的信息在当时影响不大,但张晓明的文章列出了中央政府在行使其对香港的综合管辖权时享有的十大权力。那个特别的术语——“综合司法管辖权”就是在2014年选举改革争议期间被收入词典的。

这十大权力代表了郑若骅的法律权威,中共领导人显然已经决定,他们需要遏制在他们看来严重的、无法控制的不当行为。

在十项权力中,有一些是根据基本法的标准和固定规范所赋予的。这些权力包括管理香港的外交和军事事务,以及修改和解释香港基本法。

然而眼下北京主张拥有凌驾于香港高度自治地位之上的地区管辖权,尤其是在香港立法和行使其权力方面有主导权。

这被认为是必要的,以确定是否有任何违反中国宪法、香港基本法或“一国两制”原则的事情。而“一国两制”原则支配着香港与北京的关系。

中央政府任命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任命的权力是官方的且实质性的。中央还命令和指挥香港行政长官。

如有需要,中央可发出新的指示。最后,这些措施必须系统化、标准化和规范化。

显然,1997年写入香港新《基本法》的所有冠冕堂皇的承诺,都是为了让北京领导人在他们认为合适的时候加以阐述和界定。

在香港,所有人似乎都忽略了张晓明对四中全会精神的解释。这个更加强大且高效的北京-香港指挥链条正在努力确保其不再重蹈覆辙。

原文链接

编辑:【喜马拉雅战鹰团】

2+
2 评论
Inline Feedbacks
View all comments
trackback
11 月 之前

… [Trackback]

[…] Information on that Topic: gnews.org/zh-hans/200375/ […]

0
喜马拉雅农夫
1 年 之前

伟大的圣城香港!

0

热门文章